第48節:宏觀調控與金融體制改革(3)
農業部門的劉易斯拐點在2003年已經到來。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農業工資明顯上漲。為了抑制農村工資上漲,從而推高農產品價格,中國政府在2006年廢除農業稅,並補貼農業生產。
制造業部門的工資增長需求,意味著中國進入第二個劉易斯拐點。因為中國工資數據不全以及可能存在虛報現象,要從數量上確定工資隨著時間的變化比較困難。2004年以來,平均工資增長率和制造業工資增長率分別為16.2%和14.6%,都小於人均GDP增長率17.7%。考慮到可能存在的虛報,實際工資增長率甚至更低。
1980年到1987年,韓國和中國臺灣的人均GDP增長率分別為10.7%和12%,每小時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保持相對穩定。之後,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相對勞動成本開始猛增。1997年之前,中國臺灣和韓國的相對勞動成本提高了5%至10%,分別達到美國的30%和40%左右。此時,中國臺灣和韓國出現劉易斯拐點。
與中國臺灣和韓國相比,中國的制造業部門尚未經歷劉易斯拐點。2000年中國制造業的工資只相當於美國的3%,2007年也只是6%。與印度和越南相比,中國的勞動成本增長速度處於中等水平。直到2007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變化仍然處於早期階段,工業部門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出現。
但是,中國即將面臨工資膨脹,正要出現劉易斯拐點。一個國家在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會出現相對勞動成本跟美國相比迅猛增加的情況。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過3000美元,達到3412美元,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
工資通脹
近期的工資上漲需求,是對中國工資的增長長期受到抑制的反映。亞洲金融危機以前,非農業工資總額占名義GDP的比例增長緩慢。特別是非熟練勞動工資增長率遠低於名義GDP的增長。勞動所得在整個經濟體中比重的降低,拖累了中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也不斷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國有企業工資相對於國有企業工資的比重從115%下降到92%。國有企業集中於壟斷行業,獲得了比非國有企業更快的工資增長率。
中國大陸可能進入工資相對較快增長的時期,特別是在非熟練勞動力市場上。假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可以像中國臺灣和韓國一樣達到美國的30%和40%,那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必須分別以每年12%和16%的速度增長。但是,中國城市化率僅有45%,所以勞動力成本增長率不可能達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水平。
我們預計,非熟練勞動力市場工資將在未來五年內翻一番。熟練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增長,應該與名義GDP12%左右的增長相同步。由於政府的控制,國有企業部門工資的增長會相對較慢。
後續效應
中國臺灣和韓國的經驗表明,工資和通貨膨脹正相關。中國臺灣的通貨膨脹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近十年中,穩定在4%左右。而韓國同期通貨膨脹率超過6%,甚至在1991年的很短時期內超過9%。
本文摘自《尋找真實的成長》
中國2012:尋找真實的成長
2011是十二五規劃的第一年,2012是中共十八大換屆選舉之年,經濟規劃週期和政治週期成為未來中國5年最清晰的發展脈絡。本書將圍繞這個主題,為讀者厘清國家和社會未來發展的走向。全書分為五大主要內容:反思中國模式;當前焦點問題(債務危機、金融改革、中小企業成長等);尋找改革途徑;預測2012最重要的問題。這些內容全部由當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媒體人寫專文論述。作者團隊包括吳敬琏、郭樹清、陳志武、胡祖六、任建濤、謝國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