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節：宏觀調控與金融體制改革(3)

　　農業部門的劉易斯拐點在2003年已經到來。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農業工資明顯上漲。為了抑制農村工資上漲，從而推高農產品價格，中國政府在2006年廢除農業稅，並補貼農業生產。

　　制造業部門的工資增長需求，意味著中國進入第二個劉易斯拐點。因為中國工資數據不全以及可能存在虛報現象，要從數量上確定工資隨著時間的變化比較困難。2004年以來，平均工資增長率和制造業工資增長率分別為16.2%和14.6%，都小於人均GDP增長率17.7%。考慮到可能存在的虛報，實際工資增長率甚至更低。

　　1980年到1987年，韓國和中國臺灣的人均GDP增長率分別為10.7%和12%，每小時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保持相對穩定。之後，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相對勞動成本開始猛增。1997年之前，中國臺灣和韓國的相對勞動成本提高了5%至10%，分別達到美國的30%和40%左右。此時，中國臺灣和韓國出現劉易斯拐點。

　　與中國臺灣和韓國相比，中國的制造業部門尚未經歷劉易斯拐點。2000年中國制造業的工資只相當於美國的3%，2007年也只是6%。與印度和越南相比，中國的勞動成本增長速度處於中等水平。直到2007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變化仍然處於早期階段，工業部門的劉易斯拐點還沒有出現。

　　但是，中國即將面臨工資膨脹，正要出現劉易斯拐點。一個國家在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時，會出現相對勞動成本跟美國相比迅猛增加的情況。中國的人均GDP在2008年首次超過3000美元，達到3412美元，劉易斯拐點即將出現。

　　工資通脹

　　近期的工資上漲需求，是對中國工資的增長長期受到抑制的反映。亞洲金融危機以前，非農業工資總額占名義GDP的比例增長緩慢。特別是非熟練勞動工資增長率遠低於名義GDP的增長。勞動所得在整個經濟體中比重的降低，拖累了中國消費對GDP的貢獻率。

　　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工資差距也不斷拉大。2000年到2008年，非國有企業工資相對於國有企業工資的比重從115%下降到92%。國有企業集中於壟斷行業，獲得了比非國有企業更快的工資增長率。

　　中國大陸可能進入工資相對較快增長的時期，特別是在非熟練勞動力市場上。假設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可以像中國臺灣和韓國一樣達到美國的30%和40%，那麼，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必須分別以每年12%和16%的速度增長。但是，中國城市化率僅有45%，所以勞動力成本增長率不可能達到中國臺灣和韓國的水平。

　　我們預計，非熟練勞動力市場工資將在未來五年內翻一番。熟練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增長，應該與名義GDP12%左右的增長相同步。由於政府的控制，國有企業部門工資的增長會相對較慢。

　　後續效應

　　中國臺灣和韓國的經驗表明，工資和通貨膨脹正相關。中國臺灣的通貨膨脹率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的近十年中，穩定在4%左右。而韓國同期通貨膨脹率超過6%，甚至在1991年的很短時期內超過9%。

本文摘自《尋找真實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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