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節：經典經濟學在中國本土的驗證（上）：道德的感通(9)

　　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註。"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令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言："準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兇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貞觀十六年，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鬥值五錢，其尤賤處，計鬥值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朕為億兆人父母，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辄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貴，今省徭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闾之間，少敬長，妻敬夫， 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

　　18．見異象而自思不德

　　貞觀八年，有彗星見於南方，長六丈，經百餘日乃滅。太宗謂侍臣曰："天見彗星，由朕之不德，政有虧失，是何妖也？"虞世南對曰："昔齊景公時彗星見，公問晏子。 晏子對曰：'公穿池沼畏不深，起台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是以天見彗星，為公戒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陛下若德政不修，雖麟鳳數見，終是無益。但使朝無阙政，百姓安樂，雖有災變，何損於德？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逸，若能終始如一，彗見未足為憂。"太宗曰："吾之理國，良無景公之過。但朕年十八便為經綸王業，北剪劉武週，西平薛舉，東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內乂安。自謂古來英雄拨亂之主無見及者，頗有自矜之意，此吾之過也。上天見變，良為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炀帝富有四海，既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魏徵進曰："臣聞自古帝王未有無災變者，但能修德，災變自銷。陛下因有天變，遂能戒懼，反复思量，深自克責，雖有此變，必不為災也。"

　　貞觀十一年，大雨，谷水溢，沖洛城門，入洛陽宮，平地五尺，毀宮寺十九，所漂七百餘家。太宗謂侍臣曰："朕之不德，皇天降災。將由視聽弗明，刑罰失度，遂使陰陽舛謬，雨水乖常。矜物罪己，載懷憂惕。朕又何情獨甘滋味？可令尚食斷肉料，進蔬食。文武百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四、康乾盛世：一人從業 養活十人

　　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流傳至宋代，其精神已經在經濟表象上充分展現，但是經濟、大學之道的要妙亦有物盛而衰、逐漸消逝的苗頭。天縱英才，遂有週敦頤、程颢、程璟、張載、邵康節、朱熹等六子應運而生，"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元朝的統治者未能領略乃至踐行黃帝等五帝垂拱千年和三代當興的經濟之道，很快落得"夜開北都門，复返大漠"的下場。元朝短暫的統治印證了"馬上得來天下，不能馬上治之"的道理，治道之要，唯在修德，貴在不擾。明代在政治修明上有遜前朝盛世，在文化上更兼難窺先賢法要，於孔孟儒學和宋諸子理學不但不能通達幽微，反多微辞，若非王陽明"龍場悟道"，變儒釋道共同推崇的"解行相應"為"知行合一"，開創所謂"心學"，幾乎伐善可陳。

　　到了清代，清除統治者為了政權穩定，一方面大興"文字獄"，震懾天下士子；一方面積極學習漢文化，為國家的長治久安尋找妥善的方略。當康熙帝明白"治道之要，貴在不擾"時，就為開啟將近一個半世紀的"康乾盛世"奠定了經濟倫理文化的堅實基础。清初統治者在宮廷內部，提倡學習儒釋道經典，皇子嫔妃，不能例外，倫理精華，敦倫盡份，閑邪存誠，以至於國家逐漸安定富庶，文治武功可圈可點。康熙帝晚年，以國家承平日久，有"盛世滋丁，永不加賦"之法，把康熙50年（公元1711年）政府掌握的全國24621324名人丁應徵的3350000餘兩丁役銀基本固定下來，作為徵收的定額依據。康熙帝對沙俄親徵，既打得贏，又有互利之仁，不失大國風範；乾隆帝時有土爾扈特部回歸，也有前朝"四夷皆歸"之象。史書記載，"康乾盛世"期間，一人勞作，可以養活十人，餘人可以從事工藝、文藝等事，號稱太平。因為清代歷史比之漢唐，不但時間臨近，而且文獻資料更加浩繁，且《清史》尚未修成，諸多評價尚代定論，此處僅略提一二，不做詳細類舉。

本文摘自《中國經典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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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土經濟學的貫通解讀：中國經典經濟學 在今天這個市場經濟繁榮的社會里，“經濟”成為了各行各業人們口中常說的詞匯，懂的或者不懂的，理解的或者一知半解的，仿佛了解“經濟”是一件時尚的事情，是現代人身份的標志，尤其是自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我國開始頻繁使用宏觀調控手段熨平經濟波動，各種經濟術語日益成為人們茶餘飯後的談資，使得原本在許多人看來高深莫測的“經濟學”大有“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勢。然而，對於到底什麼才是“經濟學”、如何判定“經濟學”是否有效之類的問題，關心者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