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4)

2013-12-12 22:52:41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的,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彻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的宿命之中?

  三

  對商人的蔑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當然,哈耶克所說的景象發生在中世紀之前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商業的力量,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進行了理論上的澄清,更有人將之看成是"一個國家的事業"。然而,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頑固地存在。

  要解釋這一現象,就必須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視野中去尋找答案。正如制度經濟學所提示的,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佈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便認為:"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這顯然是一個適當的、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術角度。

  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出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志,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歷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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