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節：企業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4)

　　而一個與上述諸多疑問相關的，更具現實性的問題是：導致這一情況發生的因素是否已經彻底地排除，中國的工商企業是否仍然可能陷入歷史的宿命之中？

　　三

　　對商人的蔑視，對工商從業者的蔑視，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曾經是東、西方世界的共識。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負》一書中描述說："對商業現象的鄙視，對市場秩序的厭惡，並非全都來自認識論、方法論、理性和科學的問題，還有一種更晦暗不明的反感。一個賤買貴賣的人本質上就是不誠實的。財富的增加散發著一股子妖邪之氣。對生意人的仇視，尤其是史官的仇視，就像有記錄的歷史一樣古老。"

　　當然，哈耶克所說的景象發生在中世紀之前的歐洲，自工業革命之後，西方世界開始正視商業的力量，有人對資本主義的正當性進行了理論上的澄清，更有人將之看成是"一個國家的事業"。然而，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哈耶克所描述的景象仍然頑固地存在。

　　要解釋這一現象，就必須要在一個更廣泛的歷史視野中去尋找答案。正如制度經濟學所提示的，政治權力制度在更宏觀的層面上為經濟運行規定了一種基本環境，形成了所謂的統率性規則。美國學者查爾斯·林德佈洛姆在《政治與市場：世界的政治－經濟制度》一書中便認為："一個政府同另一個政府的最大不同，在於市場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場的程度。所以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既是政治學又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

　　這顯然是一個適當的、研究中國企業史的學術角度。

　　1955年，國學家錢穆在他創辦的香港新亞書院專講《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他的課程共分五講，分別是漢唐宋明清，最後為一"總論"。在"總論"中，錢穆提出"從這兩千年的歷史中，我們可以對以往傳統政治，找出幾條大趨勢"。他共指出四條，其中第一個關鍵詞是"集權"--"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權的傾向"，第二條關鍵詞是"抑商"--"中國傳統政治上節制資本的政策，從漢到清，都沿襲著"。

　　若在今日，有人專講《中國歷代經濟變革得失》，其"總論"的兩大關鍵詞恐怕也逃不出錢穆所謂的這兩條--"集權"與"抑商"。

　　在集權與抑商的背後，是一個無比強悍的政治權力制度安排--高度專制、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制度。中國從公元前7世紀開始，以"管仲變法"為標志，開始探索國家積極干預產業經濟的試驗，此後多有演進，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滅六國，逐漸成為一個中央集權制國家。

　　這種中央集權、大一統的帝國模式並非一日建成，它經歷了一個漫長、血腥和充滿探索的歷程。對於專制者來說，想要維持集權統治，必須在四個方面完成制度建設，包括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會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與之相配套的宏觀經濟制度模式。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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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