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節：走到盡頭的變法(2)

　　王安石大大的不以為然，他說："國家富有四海，大臣們的收入有限，靠節省開支，實在起不了大的作用，不是當今的急務。"

　　司馬光反問說："那你說說什麼是當今的急務？"

　　王安石說："國家財政不足，主要的原因是沒有找到善於理財的人。"言下之意，站在對面的司馬光等人都是空口儒生，只知"省錢"，不懂開源。

　　司馬光反諷說："所謂善於理財的人，不過是把頭屑都收集起來，用簸箕掃聚細碎，盡力搜刮民財。如此下來，老百姓困苦不堪，流離成盜寇，這難道是治國之道嗎？"

　　王安石說："這當然不是善於理財的人，真正高明的人，不在老百姓身上徵稅而國庫卻無比充足--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在熟讀史書的司馬光聽來，這一句"民不加賦而國用饒"非常刺耳，他當即反驳說："這是當年桑弘羊欺騙漢武帝的話，司馬遷把它記錄下來，譏諷武帝被蒙蔽了。天地之間所能生產的種種貨物，只有那麼一個數量，不在民間，就在政府，桑弘羊說他能夠讓國庫充沛起來，不從民間獲取，那是從哪里得來的？如果真的像他所說的那樣，那麼，武帝晚年怎麼會出現盜寇蜂起的情況？難道不是人民因為窮困而造反的嗎？這樣的話怎麼可以拿來作為國策讨論呢？"

　　以司馬光之見，桑弘羊和王安石所標榜的"不加賦"其實比"加賦"還要壞，因為，"所謂不加稅賦而國庫充足，不過是想辦法偷偷地奪取民間財富，它的害處更甚於公開的徵稅"。

　　雙方你來我往，辯論了很長時間，"爭論久之"。在這場火藥味甚濃的大論戰中，朝中重臣大多站在司馬光一邊，神宗徘徊其間，無比為難，在延和殿上，他對司馬光說，"我覺得你說的有道理"。轉過頭去，又同意王安石的主張，"不允"辞賞。

　　有關延和殿廷辯的記錄出現在司馬光的文集中，因而看上去，似乎是反對派占了上風，而實際上，這些質疑的聲音一點也沒有影響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的決心。6個月後，宋神宗正式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全面負責變法事宜。為了堅定皇帝的決心，王安石就對他講了一句日後非常著名的話："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言與1 000多年前商鞅對秦孝公所說的那句"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前後呼應，如出一轍。

　　王安石在後來的幾年里提出了一個整體配套改革方案，相繼頒佈十餘條法令，其中，最重要的三大經濟政策，分別是均輸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輸法是"王安石變法"的第一招，它的"政策版本"源於桑弘羊，不過，與前輩不同的是，王安石在政策初衷和操作方式上更有遞進。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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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