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節：虛弱的繁榮(2)

　　宋代企業規模之大，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後的很多朝代。以礦冶業為例，徐州是當時的冶鐵中心，有36個冶煉基地，總計有5 000~6 000名工人。信州鉛山等地的銅、鉛礦，"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開採，每年的產量達數千萬斤。诏州的銅鉛礦區也有超過10萬人常年從事開採業。首都汴京是兵器制造中心，擁有軍匠3 700人，作坊工人5 000人，再加上配套人員，總數也將近一萬，是當時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萬人工廠"。據經濟史學者哈特韋爾的計算，在1080年前後，中國的鐵產量可能超過了700年後歐洲除了俄國以外地區的總產量。另外，羅伯特·浩特威爾的研究也表明，在11~12世紀，中國的煤鐵產量甚至比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還要多。

　　宋代商品經濟的繁榮遠非前朝可比。為了促進流通，宋政府取消了漢唐以來的很多禁令，比較重要的有四條：其一，商品與鋪號不再集中於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區與商業區可以混雜，不必分開，居民被允許自由地向街開店，這使得流傳千年的坊市制度成了歷史；其二，取消了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間出遊、做生意；其三，取消了對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大量非法的"草市"、"墟"終於得到政策上的認可；其四，放鬆了價格管制，任由市場波動決定。我們可以認定，近1 000年來中國商業流通的運營模式在此基本定型。

　　這些政策無疑對工商貿易的刺激是空前的。汴京是當時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它的面積約34平方公里，比唐長安城要小，但是人口總數卻達到140萬左右，密度之高非常驚人。城內有8萬多名各類工匠以及2萬多家商店，每日車水馬龍，揮汗成雨。流傳至今的名畫--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以生動而細致的筆觸定格了當時的繁榮景象。

　　宋代對商人階層的認知有了極大的進步，可謂情勢大變，其地位不再像前朝那樣低賤。諸如不得穿絲綢衣服、不能騎馬乘車等規矩早已廢除，商人及其子孫不能參加科舉和當官的禁令也不再執行，人們不以經商為耻。在經濟思想上，南宋出現了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他們反對"重本抑末"，講究"功利之學"，認為"既無功利，則道義者乃無用之虛語"，主張"通商惠工，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賈，流通貨幣"。

　　法國學者謝和耐斷定："從11世紀至13世紀，中國社會的總體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在上層精英和民衆集團之間，一個極不相同又極其活躍的階層出現了，並開始佔據日益重要的地位，這個階層就是商人。這股新興的勢力慢慢地削弱了中國社會的基础。從這個意義上，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13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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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