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節：爬滿虱子的"盛世"綢緞(4)

　　1720年11月，康熙五十九年，廣州十三行商人聚會，在祖壇前殺雞以血盟誓，成立公行，並共同締結十三條行規，對行商行為進行多重規範，這些行規包括：

　　定價同盟：行商與外商相聚一堂，共同議價，其有單獨行為者應受處罰。

　　行業公積：所有行商都要拨出每年利潤中的2%，充做儲備金，時稱"公所費"。此外，在買賣古瓷時，賣者無論贏虧，都要把賣價的30%上繳給公行。

　　分享利益：無論哪一家行商與外商交易，只能承銷全部貨物的一半，其餘則須平均分配給公行內的其他行商銷售。

　　入行會費：公行內的行商，根據規模大小，分為頭等行、二等行和三等行，新入行者要交納1 000兩白銀為公共開支經費，並列為三等行。

　　這些行規有"對外一致行動"、"對內壟斷利益"的雙重特色，在一開始，它遭到了外商的激烈對抗。就在公行成立的第二年，英商"麥士里菲爾德號"抵達廣州港，船長拒絕接受公行行規，兩廣總督居中調解，十三行商人不得不作出妥協，讓其他商人也參與了茶葉生意。1725年，英商在一封信中還說："我們希望他們不再試圖恢復（公行），假如他們已經恢復或一定要這樣做，而你們又適在該地，你們必須盡力用最有效的辦法進行反對。"

　　盡管如此，十三行商人似乎在對抗中漸漸占到了上風。在公行成立的8年之後，1728年（雍正六年），政府依照揚州鹽商的"首總"模式，制訂了商總制度。所謂"商總"者，由十三行商人共同舉薦，經粵海關監督批準，負責統領各行商對外貿易，評定貨價，解決糾紛。

　　公行、商總制度的形成，讓十三行商人日漸成為一個組織嚴密、行為劃一的壟斷型商幫。

本文摘自《浩蕩兩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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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企業史三部曲之三：浩蕩兩千年 中國的工商文明為什麼早慧而晚熟？中國的商人階層在社會進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中國的政商關係為何如此僵硬?對立？中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終將以怎樣的方式全面建成？在“中國特色”與普世規律之間是否存在斡旋融合的空間？作為“中國企業史三部曲”系列研究著作的第三部，繼《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之後，在公元前7世紀到1869年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跨度里，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繼續前兩部作品的研究主題，再次探尋國家與資本、政府與商人階層之間的關係，並試圖尋找出這些事關當代的問題的答案。作者的寫作表明，在高度專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下，政府與工商階層的對立、緊張關係，貫穿於兩千餘年的帝國時期。兩千餘年來，國家機器對商業的控制、干擾及盤剥，是阻礙工商文明發展的最重要因素，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企業史，歸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在本書中，以上問題有的已找到了答案，有的則還在大霧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