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背後的權利差距

　　    讀懂茅於轼先生，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當所有人都沉湎於暫時的幸福，他卻看到了危機；當所有人充滿了憤怒，他又呼喚寬容；當所有人對越來越明顯的貧富差距罵罵咧咧，他卻認為中國在進步，中國人的幸福指數已經在上升，今天的貧富差距，和動蕩的“文革”年代相比，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了。

　　    我知道茅於轼先生諸如此類的觀點，會引來排山倒海的謾罵；這是一個多麼迷茫的時代啊。這個正在奔跑著的國家寬闊的馬路上，奔跑著數不清的汽車，可是卻有人站在馬路邊上罵娘；一日三餐的飯菜質量越來越好，但似乎沒有人感恩，相反，仇富的心理正在暴漲，不安全的心態愈來愈強烈。我們似乎越來越不喜歡我們身邊的這個世界了。

　　    無論如何這是個奇怪的現象，有人在資本的流動中左右逢源，有人卻只是一名看客。肯定是某個更加重要的問題被我們忽略了。我想說的是，民衆對懸殊的貧富差距的憤恨，也許只是這個時代的表象。當中國經濟發展了30多年之後，人們是不是憎恨一種更加巨大的權利差距呢？雖然很多人可能對私人權利並不清晰，但隨著信息的擴展，視野的打開，人們是否正在隐隐渴望一種屬於自己的權利與自由呢？

　　    比如資本的權利。我們從來不缺少資本，但我們不知道自己不缺少資本。這些資本就在那里，就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這些死亡狀態的資本，顯然被某種東西隐藏著，不進入統計數據，不受法律保護，無法再生產出更多的資本。我們缺乏資本的流動。常理，資本必須在流動中才能自我實現、自我增值，但這個複雜的鏈式過程必須有嚴格的所有權制度做保證，否則，鏈條中任何一環的故障都足以使得資本變成“死資本”。多數西方國家已無需再反思這個問題，這是一個常識啊！但是我們在常識面前，竟然理直氣壯地堅守謬誤。

　　    我們對政治和資本的秘密依存關係更是不了解。“死資本”轉換成“活資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有合適的政治與之匹配。人民似乎活在懵懂之中，看來，我們的宏大制度需要做一些必要的調整。

　　    我們還缺少對自己的歷史的了解。多少年過去了，我們一直被某種修飾過的歷史所遮蔽。我們不能客觀地看清楚自己的過去，當然也不能理性地處理當下，以及走向未來。所謂尊重歷史，反思歷史，其要義就在這里。只有通過對歷史的真實研究，才能發現現實社會運作的真相。我們也才能不在某個相同的地方犯下同樣的錯誤。

　　    我們當然更缺少對法律的價值判斷。真正的法律，絕不僅是書面上的條款，法律是實踐中的法律，是活的法律。我們必須要回到法律的基础，回到政治的基础，回到社會的基础，認真讨論活的法律，資本的實現必須依靠法律的實現。

　　    人們的直觀僅僅停留在貧富差距之上，它像一個巨大的幌子，在空中飄揚，它讓更多的人憤怒難抑。

　　    在這些看得見的財富差距後面，我看見了一間豪華的“私人俱樂部”，看見了一種被稱為“鐘罩”的特權階層歧視性制度 。而“資本的流動依賴於一個民族的文化歷史” 之說，讓更多的組織和既得利益者用“特色”之名，把更多無權無勢的人們拒於市場的門外，以為他們是一些不配擁有市場、也沒有資本經營能力的看客。而看客們所有的幸福，只能依賴於既得利益階層的同情和施舍。

　　    人們的憤怒就是從這里開始。三十年前，我們不知道自己和美國人的差距，但是現在，當我們的經濟發展到一個可以拿美國當做參照系的時候，我們中間的很多人卻僅僅成為這個經濟體的局外人。無論是在拉美，還是在俄羅斯，以及今天的中國，一些現象看上去那麼相似：強大的地下經濟，即使是政府三令五申，嚴查嚴打，地下銀行還是在繼續蔓延；顯著的不平等，尤其是城市和鄉村之間人為的隔離，貧富懸殊發展到讓人傷心的程度，以至於有人哀歎：人和人的區別遠遠大於人和猴子的區別；黑幫活動四處蔓延，甚至黑幫和官員已經整合在一起，腐敗發展到了俯拾即是的程度；資本在不斷消耗、不斷流失，本來發端於產權制度建設的國有企業改制，也因為資本流失和分配不公的原因，遭到弱勢群體的反對，他們竟然不知道國有企業改制最終的受益者，肯定是弱勢群體；無論是特權階層還是弱勢群體，都在公然蔑視法律，很少有人從利益制衡的角度去敬畏法律，大多數人都抱著僥幸心理尋找法律的空子，少數人淩駕於法律之上。一個本來可以期待的自由市場就這樣被“鐘罩”制度和文化特色侵蝕得百孔千瘡。

　　    我相信此時此刻每個思考著的人都有著相同的感受，這就是隨著思考的深入，我們的眼光必然落到了權利這個關鍵詞上。無論是哈耶克 、阿馬迪亞·森 、德·索託，還是中國的茅於轼 ，他們都在強調一個道理：市場經濟的核心價值，就是還原每個人參與市場的權利，這包括我們久違了的財產權、知情權和自由遷徙權，等等。

　　    一個普通百姓的成功和失敗似乎不能引來我們的深度思索，那麼我們考察一下世界上最成功、最有錢的資業家比爾·蓋茨。多少中國人羨慕他的巨大的財富，可是有多少人思考過一個開放的市場、透明的資本帶給他的動力？除了個人天賦之外，他的成功有多少應該歸結於美國的財產所有權制度？沒有美國的專利法保護制度，他能創造出多少軟體革新？沒有可執行的合同，他能進行多少交易和長期計劃？沒有有限責任制度和保險條款，他最初能承擔多大的風險？沒有確認和儲藏資本的所有權記錄，他能積累多少資本？沒有可交換的所有權表述，他能匯聚多少資源？不能發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變成百萬富翁？如果他不得不在分散的村舍工業的基础上開展經營，無法用恰當的所有權工具把這些村舍工業組織起來，他能從多大規模的經濟中受益？沒有世襲繼承制度，他如何把他的財富帝國交給他的子女和同事？

　　    這一連串的反問，與我們每個人有關。一個真正聪明勤勞的人，他不會坐等社會的救濟和他人的施舍，他更加渴求的，應該是自由生活、自由發展的權利，應該是制度給予他生存與創造的各種機會。財富的差距，只是這個時代的一個簡單的表現，權利才是需要我們矢志不渝追尋的主題。也就是說，當我們有一天也像比爾·蓋茨一樣，生活在一個自由市場體系之下，市場賦予了我們必要的產權、經營權和知情權，我相信，每一個勤勞的中國人，都會用自己的勞動去贏得更多的財富。但是，如果這些與生俱來的權利被人悉數奪走，那麼我們將永遠是“鐘罩”之外的看客，我們永遠只能生活在憤怒與貧窮之中。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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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