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失衡緣於政府與民爭利

2013-12-17 12:57:01

　　中央黨校教授週天勇認為，未來10年是全面小康建設的攻堅10年，也是邁向共同富裕的關鍵時期。必須要處理好收入分配不公、腐敗等社會反映強烈的問題。國家發改委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認為，由於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社會情緒積累，容易讓人民群衆對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產生不信任感。兩位官方學者的觀點隐含著以下的價值判斷：第一，處理好收入分配失衡問題可以真正解決腐敗、壟斷等長期存在的反市場痼疾；第二，在社會穩定意義上，解決收入分配失衡，可以獲取人民群衆對當前經濟制度的擁戴，纾解惡性社會情緒，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制度保障。

　　如此描述，看上去的確很美，這幾乎是一個即將誕生的福利國家的基本藍圖，那些嗷嗷待哺的人民，尤其是那些處在弱勢地位的人民，將為此歡呼，為此雀躍。但一個熟悉市場經濟一般理論的學者，應該在這樣的時候提出基本的懷疑框架，並有必要提醒衆人，千萬不要又一次好心辦了壞事。

　　首當其沖的問題是，當下中國瞠目結舌的收入分配失衡問題，究竟是怎樣造成的？或者我們這樣追問：比比皆是的腐敗，比比皆是的壟斷，到底是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還是結果？如果我們願意尊重事實，願意承認，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主要方法論，主要是依靠政府投資拉動，輔之以一定數量的民間競爭，那麼，我們就必須承認，占國民經濟主體的國有大型企業，已經對強勢壟斷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一批官員在政府主導模式中，尤其是在大型國有企業的壟斷式經營過程中，已經形成了穩定的權力尋租模式。這是中國經濟最為吊詭的地方。在規範的市場經濟體中，壟斷和腐敗從來都是經濟發展的死敵，但在中國則不然，似乎我們一直在依靠壟斷和腐敗促進經濟的發展。某種意義上，這種怪異的經濟發生現象，直接導致了社會各階層的收入分配。一個收入的極差由此形成，越是靠近權力階層，收入越高；越是遠離權力階層，收入越低，壟斷和腐敗成為收入失衡最直接的原因。此情此景，不僅深深影響了經濟的方法論，也深深影響著民衆的價值觀念與日常生活觀念。一個最明顯的現象是“官本位”現象的起起落落。20世紀90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之後，中國曾經興盛起強大的“反官本位”思潮。如今，一個全民追捧“官本位”的社會現象已經完全形成，從大學生擇業的趨向，到企業家商業模式的制定，官僚關係和政府資源完全成為人們的首要選項。

　　沿著這種現象進一步追問，今天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人階層與窮人階層的矛盾，還是政府管理與民衆基本權利之間的矛盾？一個基本的現象是，最近不斷曝光的諸多群體性事件，主要都是針對地方政府的種種管理失誤。最明顯的事件，當屬房屋拆遷。地方政府部門在各種野蠻拆遷事件中扮演了主角，而不是被人們不斷诟病的房地產商。必須承認，這種種此起彼伏的群體性事件，是一個處在初期發展階段不可避開的難題。現在的問題在於，我們不能就此把所有的責任推卸到民衆的仇富心理上面，即使這樣的仇富心理已然成為一種態勢。真正負責任的學者也必須認識到，仇富心理的背後，隐含著更加巨大的權利命題，是民衆權利的稀缺首先剥奪了他們致富的機會。這個社會的主要矛盾，顯然不是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的矛盾，而是政府管理與民衆權利之間的矛盾。

　　必須毫不客氣地指出，面對這種矛盾，中國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普遍缺席，普遍失語。秘魯經濟學家德·索託曾經就這種現象做過詳細的田野調查。他認為，在一個不完全的市場經濟體系下，社會劃分的主線，並不是把資本家和勞工階層劃分開來的水平線，不是把農民和城市人口劃分開來的水平線，不是處於社會上層，擁有財富、占有企業利潤的企業家，與處在底層、靠微薄的工資生活的人截然對立的界線。就當下來看，社會的劃分方式是一條垂直線，這條線的右邊，是政治家和官僚階級，他們最大限度地享受著政府提供的一切資源和福利；而這條線的左邊，就是非壟斷經濟的從業者，他們與國家資源無緣，他們的財產權和知情權沒有得到必要的尊重，他們當然無法分享到國家的資源溢價和政府的基本福利。索託很清晰地告訴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還原每個人的權利，成為必須解決的課題。除非政府把這些暫時沒有權利的人群趕到某個封閉之地，或者趕到另外一個願意接納他們的國家裡去，否則，總有一天，他們就會伸手向政府要權利。

　　導致錯誤的方法論不可能用來解決錯誤。所以有學者堅定地指出，我們的政府與其現在描述收入均衡藍圖，還不如從小事做起，緩解一下各個城市的城管打壓力度，讓那些試圖養活自己的小商小販有尊嚴，有權利地在城市里經商謀生。

　　這一連串的追問，把我們再一次逼到政府與市場的分工命題上。感謝市場經濟，在貧富懸?的一片楚歌之中，中國人還能找到溫州這種貧富差距不那麼令人驚悚的例子。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