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只眼看小崗村

　　    小崗村，一個早已進入了改革開放輝煌歷史的村落，如今在陳桂棣、春桃的筆下，卻是一部失敗的總記錄，一道僵化了的舊風景。僅此一點，就能夠讓那些多年以來努力把小崗村推向神壇的領導們大為光火，也會讓小崗村里的鄉里鄉親渾身不舒服。

　　    這正是我願意閱讀這本書的理由。盡管我對報告文學這樣的文體非常不適應，盡管我總是在懷疑兩位作者無所不在的、全景式的眼睛，但我還是把書讀完了，而且幾乎完全相信書里的內容，包括那些細節。原因在於，我有長達15年的農村生活經驗，有6年的地方政府公務員經歷。我太知道鄉親們的心態了，我也太了解小官僚們在處理各種經濟事務時那種驕橫、無知的做派。但話說回來，並不是所有的讀者都有我這樣的生活經驗，因此我對這本書的寫作方法表示了我謹慎的懷疑。與陳桂棣、春桃面對面聊天，我建議他們以後抽空將調查的背景、各種文獻都陳列在書里，讓這本書不僅有報告文學的情緒，也有社會學著作的嚴謹，如此，《小崗村的故事》很有可能就是那種可以流傳下去的好書之一。

　　    不過，少數情況下，事實本身可能比方法更有價值。當我們直面小崗村30年的發展史，一本書籍的寫作技術就顯得很不重要了。我們看到，多年以前，十幾個衣衫褴褛、腹中空空的農民把身家性命賭上，摁上鮮紅的指印，只是為了包產到戶，拿回本來就屬於自己的生產自由權利。在土地上種什麼，怎麼種，這本來就是農民與生俱來的經驗，輪不到意識形態或者是官僚來干預，來指導。把土地包給農民，讓他們自由選擇，自由耕作，這就是著名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全部經濟學意義。某種意義上，中國社會對市場的尊重與回歸，可能就從這里開始。發端於小崗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它的核心價值落在了兩個基本的經濟學常識上：

　　    第一當然是產權建設。小崗村人的包產到戶模式，是農民的土地從一大二公的無產權狀態向有限度的、半模糊狀態的農戶土地耕種權的回歸。正是因為在產權問題上有所進步，中國農民終於靠自己的雙手，在自己的土地上解決了溫飽問題。

　　    第二則是自發秩序。我們看到，這種對經濟學常識的回歸和認同，並不是從官方和意識形態開始，而是一群近似於文盲的農民的自我選擇。他們靠著生存下去的本能，靠著理性經濟人的基本需求，在一個偏遠的小村莊，為自發秩序的市場經濟理論提供了最鮮活的見證。

　　    理論意義上，小崗村人在這個時候已經解決了持續發展的路徑問題。如果按照土地產權和自發秩序的基本框架繼續朝前走，30年之後的小崗村應該是一個富庶、發達且文明的小城鎮了。但30年之後的事實並非如此。陳桂棣、春桃在半年多的時間裡在小崗村調查，看到的卻是另外一些讓他們難以接受的事實。著名的小崗村並沒有真正富裕起來，和江浙沿海一帶的村莊相比，小崗村甚至可以說還處在貧窮狀態。一些看上去氣派的建築，都是上面的領導拨款建立起來的，最耀眼的，還是那座人人都要去看的紀念館，而不是每個村民的幸福生活。小崗村人為了致富，必須像其他地方的農民一樣，去沿海一帶打工，在外地積攢一些辛苦錢，然後回到小崗村蓋一幢屬於自己的房子。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昔日帶頭分田到戶的農民嚴洪昌，這些年在小崗村做什麼都不成功，眼見著一年一年過去，嚴洪昌老了，家裡卻不富裕，兒子只好離開家鄉，去城市里尋找生存的可能。

　　    此情此景，陳桂棣、春桃提出了一個問題：“曾經不怕殺頭大無畏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序幕的小崗人，為什麼卻無力再現當年的雄風，續寫昔日令人炫目的奇迹呢”？

　　    可以說，這本書的絕大部分內容都在試圖回答這個問題。很多有意思的故事紛至沓來，夭折的養殖場、三家工廠隨風而逝，瓶蓋廠被炸，嚴洪昌和小崗村人在長達30年的歲月里，是試圖靠辦企業，靠做生意來致富的，但每次都铩羽而歸。

　　    問題究竟出在哪里呢？竊以為，還是出在人們對常識的不尊重上面。中國人在回歸常識的道路上，向來是緩慢的，不情願的，小崗村30年來的歷史，就證明了這一點。

　　    首先還是在產權歸屬上嚴重不到位。

　　    聯產承包責任制本來就不是一種產權制度意義上的根本性革新，它只是在生產形式上政府對農民的一種寬容。但當年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卻又為中國的農村改革啟示了一種方向，那就是沿著農民土地產權建設的道路繼續朝前走。也就是說，如果不給予農民清晰的土地私有產權，那麼農民就沒有必要的資本在市場上繼續進行博弈，政府管制的行政力量就會像枷鎖一樣繼續牢牢控制並壓抑住農民的市場行為。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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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