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李榮融卸任看國進民退(2)

　　    另一個導致“國進民退”現象的經濟學因素，是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制度最初出現在15~19世紀的歐洲，並成為當時普遍的國家經濟政策。最經典的重商主義國家包括了英格蘭、法蘭西、西班牙和俄羅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社會科學詞典》解釋為：“重商主義是政治經濟理論體系，它是政府對於民族的特徵進行調節，使國家獲得經濟方面的收益和福利。”現在看來，在重商主義盛行的國家，國家的各個方面都有政府高度管理和調節，而政府本身要依賴於各種利益集團，後者相應地從政府那里獲得各種有利條件。

　　    對於這種具有非常明顯壟斷特徵的經濟制度，馬克思和亞當·斯密都曾經強烈批評過。這是一種被政治嚴加管理的經濟體制，經濟學家查爾斯·威爾遜說，重商主義制度由政府發佈的各種政策、立法、規章、手段構成，盡管國家主體仍然屬於農業社會，但卻急於把自身轉變成貿易和工業社會。顯然，威爾遜的表述成為重商主義制度的目的，在此目的的驅動下，政府給予其鐘愛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各種特權，整個經濟以非常明顯的國家主義特徵出現。

　　    歷史證明，這種看似宏大的經濟體制導致了一系列病態的經濟學現象：首先是體制的過度干涉，導致企業大面積國有化，私人企業發育緩慢，其次是無所不在的官僚主義現象。最後是各種利益集團幾乎綁架了國家。

　　    重商主義的細節我們耳熟能詳。比如政府經常站出來，直接進行經濟干預；比如，與政府沒有密切關係的企業和個人，難以進入有效益的經濟領域；還比如，政府各部門辦事效率低下。權力，準確地說是特權，在重商主義經濟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因此，如何贏得特權，並使法律完全為自己服務，成為企業和個人最為關鍵的工作。那些擁有特權的組織和個人，總是能夠得到最好的服務，為了持續享受這種服務，他們寧願犧牲社會其他階層的利益；為了贏得政府的支援，企業家的精明和社交才是最大的核心價值。

　　    歷史的發展軌迹讓我們驚出一身冷汗。歐洲的重商主義制度已經消失了幾百年，但是我們似乎還迷戀在這種早已證明是失敗的經濟制度里。

　　    重商主義的破落，乃是一種經濟學的必然，但他破落之後的幾種方向卻大相徑庭，一種導向了競爭的市場經濟，一種導向了共產主義國家所有制度。前者以英國為圭臬，而後者則以俄羅斯朝著蘇聯社會主義的邁進為代表。有意思的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仍然在高效率地發展，而蘇聯經濟已然崩潰，新俄羅斯當下正處在巨大的變遷之中。人類社會的經濟制度探索到目前為止，可能已經形成了常識，比如自由競爭，比如權力多元，比如企業私有制度。我們所要做的，應該不是在某些烏有的意識形態之下，用特色之名抵禦常識，我們可能只需要認同常識，尊重歷史。

　　    在這樣的經濟學意義上，我固執地認為，當重商主義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方法論，我們看到的“國退民進”可能就是一種優美的想象。事實是，國家從來沒有真正退出過經濟領域，中國經濟30年來的發展，幾乎就是一部政府主導的經濟史。站在這樣的歷史脈絡里，我們必須很遺憾地指出，今天李榮融先生卸任的確能贏來大面積叫好，但長期來看，也許勤勉有加的李先生，日後不得不背上一些罵名。

　　

本文摘自《我的自由選擇》

---

　　 在當下的中國，很少有人能把經濟學的常識寫得如此靈性而且優美。這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經濟學美文，以至於讀者不得不感歎，原來經濟學像詩歌一樣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