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技術的普遍影響（2）

　　一般而言（不過也有重大特例），英國工程師從未像西歐工程師一樣獲得那麼高的企業職位和社會地位。那個時候，英國沒有專門的理工學院，只在一般學院設有理工課，這些理工課不僅開得比較晚而且不受歡迎。結果，德國在技術上超過了英國。這一點有例為證，例如，二戰中，德國梅塞施密特式109戰鬥機（Messerschmitt 109）和福克烏爾夫190戰鬥機（Focke-Wulf 190）比英國同等戰鬥機飛得更快、更高、更遠、載重更大。其中的梅塞施密特式109戰鬥機得到了很高評價，所以溫斯頓·丘吉爾打算突襲德國空軍基地奪取一架作為樣品。最後，突襲沒有按預期進行，因為德國有架該型號的戰鬥機意外落到了英國。英國從這架戰鬥機的新型結構中學到了很多東西，應用在隨後的一系列戰鬥機的設計中。

　　17世紀30年代，英國在北美的殖民地恰好是英國社會的延伸。歷史學家盧維思曾經指出，弗吉尼亞和馬薩諸塞分別是英國的“正教徒”和“異教徒”在美國“開拓的地盤”。他所說的“正教徒”是指的是從國教的聖公會教徒（英國的聖公會教徒叫做“Anglican”，美國的聖公會教徒叫做“Episcopalian”），“異教徒”指不從國教的清教徒。大西洋兩岸的清教徒，（多多少少）都提倡平等主義；重視商業和技藝（對技藝的重視後來發展成了對制造業的重視）；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認為教會權力應該握在教民手中。大西洋兩岸的聖公會教徒，（多多少少）認為社會應該劃分階層；重視農業；不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認為教會權力應該握在主教手中。

　　兩個國家後來的國內歷史大都可以正確地解釋為以上對立傾向之間的一系列沖突。嚴重的沖突在英國上演了兩次，第一次在17世紀中葉，用的是劍和步槍，清教徒武裝力量在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領導下贏了內戰，但是輸給了隨後的平靜；第二次是在19世紀晚期，聖公會鄉紳武裝力量打敗了清教工業精神。在維多利亞時代晚期，成功企業家的志向就是：獲得貴族的頭銜和身份，假裝自己不是“生意人”。

　　同樣的沖突在北美大陸也上演過兩次，第一次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國王的卡羅來納遊騎兵、佐治亞輕騎兵和巴克斯郡輕騎兵中的殖民地紳士，連同地位低下的蘇格蘭和愛爾蘭移民，與英國紅衫軍並肩對抗新英格蘭代表（尤其是）工商階層利益的武裝力量；第二次是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1779年，紐約市舉行第一次聖帕特里克節遊行，愛爾蘭志願者——新教徒——借機向王室表示忠心。

　　美國傑出的歷史學家大衛·駭客·菲舍爾（David Hacker Fischer）寫文章讨論過英國內戰與美國內戰的相似之處。他說後者：

　　北方部隊起初很像英國內戰期間（清教徒將軍）菲法克斯的部隊，後來漸漸變得［像克倫威爾的］新模範軍，冷酷、有序、高效。北方部隊的一個重要分支，北弗吉尼亞部隊，至少在有意地模仿魯伯特王子的輕騎兵部隊。

　　英國歷史和美國歷史都有很多漩渦和逆流。例如，喬治·華盛頓自己是貨真價實的聖公會教徒、弗吉尼亞貴族，但是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站在新英格蘭清教徒商人那一邊。正如盧維思在《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人與美國》（The Elizabethans and America）中告訴我們的一樣，當弗吉尼亞“聯合新英格蘭反對老國家，一個新國家就誕生了”。在19世紀60年代的美國南北戰爭中，“北方佬”和清教精神一開始就占優勢。美國南北戰爭實際上是供給戰爭，北方最終獲勝與其說是靠士兵不如說是靠鐵路建造商和鐵路運營商。北方獲勝，社會就多多少少被工商價值觀主導了。理論與實踐和諧無間，就容易圍繞制造、技術及其各自在社會中的作用進行系統地思考和行動。

　　法國技術的影響在武器制造中特別重要。我們前面說過法國軍事工程師兼炮術家德·圖薩德對美國軍官教育的影響（不僅在他所處的軍團，而且在西點軍校）。不過他的貢獻不限於此，他還建議在武器制造中採用名叫格里博瓦爾系統的制造方法論。早在1765年，法國炮兵總督察讓-巴普蒂斯特·德·格里博瓦爾將軍就“為改進法國軍備努力引進用標準零部件組裝的標準武器”。為此，他任命鐘表匠奧諾雷·勒·佈朗為三個軍工廠的總廠長。1785年，勒·佈朗向託馬斯·傑弗遜（在1785年到1789年期間任美國駐巴黎公使）展示了50條完全相同的步槍。步槍的開火裝置是槍鎖（它之所以叫這個名字是因為它理應像鎖），步槍的另外兩個部件是木質槍把和金屬槍管。因為槍鎖（lock）、把手（stock）和槍管（barrel）組裝起來就成了完整的步槍，所以三個單詞放在一起（lock stock and barrel）就代表“全部地”。這個詞組首次有案可考的比喻用法，見於蘇格蘭小說家沃爾特·斯科特爵士1817年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說，一個高地人的槍沒有“槍鎖、槍把和槍管”——意思是，這個不幸的人一無所有。

　　傑弗遜在給政府的一個?告中評論說：“我隨手挑了幾條槍，拆散開來，放在一起，又隨手從中挑了一些零部件凑成一條完整的槍，結果發現它們匹配得非常完美。這種用標準零部件制造的標準武器，優勢顯而易見，特別是在需要維修的時候。”傑弗遜努力勸說上級把勒·佈朗帶到華盛頓，但是沒有成功。然而，即使他成功了，也並非意味著武器批量生產一定會在彼時彼地啟動：勒·佈朗一定是依靠傳統工匠和修表工具實現了互換性。格里博瓦爾系統必須結合第一次（或英國）工業革命中出現的新機床才能讓美國制造系統成為可能。傑弗遜在巴黎期間花15 068磅上好煙葉買了一本偉大的《百科全書——藝術卷、科學卷、職業卷》（Encyclopédie des Arts、des Sciences et des Métiers）。曾有人說本書是“近代史早期最具雄心地介紹技術知識的幾次嘗試之一”；該書作者狄德羅在前言中承認並感謝英國清教徒培根對自己思想的影響。

　　法國對美國制造界的影響，一個著名體現就是杜邦（EI du Pont de Nemours）的創建。杜邦屬於第一批龍頭企業，今天仍為世界一流的化學公司。1804年，有著胡格諾派血統的法國移民艾樂特赫·伊雷內·杜邦·內穆爾在美國創辦了杜邦。杜邦創立之初只生產黑火藥，其創始人曾在巴黎做過拉瓦錫的學生。偉大的拉瓦錫，全名安東尼·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生於1743年，卒於1794年，普遍被人視作現代化學之父，提出了熱力學第一定律，發現了氧氣。氧氣還由另外一人獨立發現了，那就是英國一神論派牧師約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拉瓦錫盡管在學術上取得了傑出成就，但是在恐怖統治時期被送上了斷頭台。

　　在19世紀頭十年的美國，黑火藥本身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杜邦引入美國炸藥行業的是生產質量——本書一再出現的一個主題。他的火藥是可靠的：你想讓它爆炸它就爆炸，你不想讓它爆炸它就不爆炸。因此，他的火藥受到全聯邦的高度重視。傑弗遜寫信感謝他提供炸藥用於在蒙蒂塞洛開荒。1834年，艾樂特赫工廠生產了100多萬磅黑火藥。威爾明頓市的杜邦總部週圍形成了一個化學公司群，群中其他公司要麼是它的供應商，要麼是它的客戶，要麼僅僅是它的效仿者。這個化學公司群一直存活到現在。

　　為什麼美國敞開胸懷歡迎技術，而英國只是勉強接受甚至根本不接受技術？答案很有可能在於，第一，北方數州普及了公立教育；第二，正如我們在第一章指出過的那樣，17世紀的新英格蘭清教社會相對不分階層。此外，擁有機械能力或者其他類似能力的移民享受到了諸多好處，即使他們的技能並不是通過正式培訓獲得的；這樣的人很有可能在農場或其他社區成為領導者，而且做得很成功。英國工業社會適合第一次工業革命，但不適合第二次工業革命。

　　早期清教徒移民非常重視讀寫能力，因為他們希望每個公民都能直接閱讀《聖經》——不僅指《福音書》，而且指《舊約》，他們認為《舊約》非常重要。他們還非常重視計算能力。讀寫和計算能力，跟推車、鏟子之類的工具一樣，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1647年，馬薩諸塞通過一部法律，強制普及初等教育。這一做法迅速傳遍新英格蘭其他大部分殖民地。著名的“平民學校”出現了，“基本三會”（指初等教育讀寫算三要素）以及其他很多東西，傳授給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根據美國最近的《國家成人素養評估》判斷，17、18世紀的新英格蘭一般公民，讀寫算能力強於今天的全美一般公民，其受教育程度遠遠高於同時期的英國一般公民。英國直到1890年威廉·格萊斯頓的《1870年教育法案》生效後才普及初等教育，比清教徒移民在馬薩諸塞殖民地普及初等教育晚了近兩個半世紀。

　　第一次（或英國）工業革命發生的時候，技術理論並不重要。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巨大成功讓英國工業社會有了形狀、結構和方向感，但同時也讓英國工業社會“凍結”了——固守現狀、不思變革。一直到筆者所處的時代，英國工業社會才“解凍”。第二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的時候，技術理論已經變得非常重要，得到了制造業的廣泛認可；與此同時，工業界認識到了技術專家的重要性，紛紛招聘技術專家。為了適應新環境，法國和美國都創辦了傳授技術理論的教育機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創造了條件。

　　19世紀早期，在新英格蘭紡織廠，雇佣童工是很常見、很正常的事情；即使如此，當局也沒有忽略兒童的教育需求。1836年，馬薩諸塞州通過了一部法律，規定任何生產機構不得雇用年齡低於15歲的兒童，除非該兒童把四分之一的時間用於上日校——“那里，具有法律規定資質的老師教學生拼寫、閱讀、寫作、語法、地理、算術和品德”。就在前一年，英國政治家兼自由貿易倡導者理查德·科佈登訪問美國，註意到了美國的教育質量，預言般地寫出了作為本章開頭題詞的那句話——正因為如此，第二次工業革命主要是美國的事情。在19世紀的英國，綻放之中的技術之花惨遭蹂躏了。史密森尼博物院下屬單位美國史國家博物館的高級歷史學家佈魯克·欣德爾告訴筆者，他二戰期間在駐德美軍中服役，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碰到吉普車壞了，美國軍官往往可以告訴維修工問題出在哪里，但是英國軍官一般讓別人做診斷。英美兩國之間的文化差異，紮根很深、持續很久。

本文摘自《清教徒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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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教徒的禮物》這本書追溯了美國管理文化的起源及特性。在三個世紀的時間內，這種文化將一小部分低微的美國殖民者變成了這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和政治力量。本書主張，文化核心的活力、社會流動性、競爭力和創新力，其源頭是某個民族的紀律及精神特質。該民族就是美國的第一批歐洲移民——清教徒。
　　作者認為，目前商業社會的一切問題，皆源於商業本身背離了清教徒精神。他們提出警告，當美國疏遠在19世紀和20世紀支撐其商業與經濟成功的核心價值觀時，也將自己未來的繁榮和穩定置於險境之中。
　　本書也研究了美國的管理文化如何普及到世界各地，特別探讨了美國佔領日本期間，對後者的社會及制造業造成的影響。作者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也應該叫作中日工業革命，因為它起源於日本、興盛於中國。中國公司可能會在一代之內主導世界所有重大制造行業，甚至還有許多服務行業。這是一部美國社會史，也是一部管理文化論。每一個關心資本主義體系或者身居高位的企業人都應該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