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產品與宏觀經濟均衡

　　本文作者為金海年。作者系大公國際資信評估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長，經濟學博士，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特邀研究員。

　　摘要：經典西方宏觀經濟均衡理論沒有解決財政支出與宏觀經濟的均衡關係，採用結構分析和動態分析的思想，可以建立公共產品的供給與需求的均衡模型，將政府視作至少部分為生產部門而不是纯消費部門，能夠推匯出新的宏觀經濟均衡公式，結合經濟增長階段理論的思想，成為進一步建立最優財政支出的理論基础。

　　關鍵詞：公共產品宏觀經濟均衡公共財政

　　一、問題的提出

　　自1996年以來，我國財政收入占GDP比重逐年快速攀升，提高了大約一倍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2010》。。財政部公佈數據顯示，2011年前三季度全國財政收入81663.34億元，同比增長29.5%，繼2010年財政收入突破8萬億元後，2011年財政收入將突破10萬億元。財政收入增長為何如此之快？財政收入占GDP比重究竟多少合理?財政支出到底應花在什麼地方？這些都已成為社會普遍關註的問題“媒體稱中國宏觀稅負呈上升趨勢仍在合理區間”，《人民日報》，2011年11月7日。。

　　追溯我國推動經濟增長的政策思路，就是以投資、消費、出口為三駕馬車，而理論依據主要來自凱恩斯學派，主張將政府投資和消費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

　　二、西方經濟學宏觀經濟均衡公式的困難

　　根據凱恩斯宏觀經濟均衡理論，政府、企業、居民三部門情況下，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公式為：

　　AD=C+I+G

　　AS=C+S+T

　　其中：AD為總需求，AS為總供給，C為消費，I為投資，G為政府支出，S為儲蓄，T為稅收。

　　在AD=Y=AS時達到經濟均衡（Y為國民收入），可進一步推匯出政府支出的乘數效應，這樣，完全由“看不見的手”調節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此引入了政府這個“看得見的手”。

　　這個均衡等式非常簡潔有效，在羅斯福新政及其後的西方各國解決市場問題的過程中不斷發揮重要的作用，資本主義市場的波動幅度顯著變小。直到20世紀60年代後期，美國通貨膨脹與失業率同時惡化，凱恩斯理論遇到了滞漲的困難。

　　究其理論原因，主要在於上述公式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對總需求與總供給的均衡，只有簡單的總量加總，沒有考慮各部門的結構比例；二是把政府看成一個獨立的消費部門，有自己的收入（T）和支出（G），而政府本質上是和企業類似的生產部門，是公共產品（包括制度和公共服務，以下同）的提供者，公共產品真正的需求方是居民和企業。

　　因此,這個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均衡公式無法解決稅收、政府支出與總產出和國民收入的比重問題，最終導致政府支出不斷膨脹，財政赤字不斷增加，進而不斷增發貨幣，造成通貨膨脹，政府支出過大又擠占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成為滞漲的根本原因。

　　三、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經濟均衡的論述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分析社會總資本的再生產和流通時，將社會的總生產分為兩大部類，第一部類負責生產資料的生產，第二部類負責消費資料的生產。每個部類的創造的價值包括不變資本（c）、可變資本（v）和剩餘價值（m），即：

　　I部類總產出（生產資料）=Ic+Iv+Im

　　II部類總產出（消費資料）=IIc+IIv+IIm

　　在簡單再生產時，I部類總產出要滿足社會總生產對不變資本的總需求，即I部類總產出=Ic+IIc；II部類總產出也要滿足社會的總消費需求，即II部類總產出=Iv+Im+IIv+IIm。這樣均衡的條件就是：IIc=Iv+Im。當Iv+Im>IIc時，就是擴大再生產的情況。這樣就可以計算出在一定增長率時，不同部類的產出應符合怎樣的比例。

　　雖然馬克思沒有直接寫出政府這個部門，但卻給出了科學的分析方法，告訴我們在總量分析時如何考慮結構的因素，那就是如果將企業和政府作為生產部門，居民作為消費部門，分別分析生產部門的產出與需求和消費部門的收入與支出，就能分析出政府、企業、居民的供需結構。

　　四、公共產品與宏觀經濟均衡理論的創新

　　我們採用結構化的思維方法對西方宏觀經濟均衡公式進行改造。首先對政府、企業、居民的經濟角色進行重新定位：其中企業是商品的生產者，政府是公共產品的生產者。宏觀經濟總公式就包括商品、貨幣和公共產品這三個均衡對象的供需關係，總公式變為：

　　AD=CD+I+T財政收入包括稅收和其他政府收費。

　　其中CD為消費需求，I為投資需求，T為公共產品需求（財政收入）；

　　AS=CS+S+G

　　其中CS為消費供給，S為投資供給，G為公共產品供給（政府支出）。

　　宏觀經濟均衡條件仍為：AD=Y=AS，其中Y為國民總收入。

　　如果將T/Y視為公共產品的價格，即可建立公共產品的供求均衡模型。

　　1.公共產品的供給曲線。

　　瓦格納發現瓦格納法則。，不同的總收入水平下政府的公共服務的產出是不同的，政府財政支出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會隨經濟增長而不斷提高。

　　馬斯格雷夫和羅斯託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指出，在工業化初期，由於需要進行大量的基础建設，政府需要進行大量的投入，這樣財政支出在國民收入中的分配比重會逐步增大；到經濟發展的中期，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完成，基础建設的比重會逐步降低；到了經濟發展的成熟階段，隨著總收入水平的繼續提高，政府又會提供更多的社會保障和福利供給，因此政府支出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雖然有所下降，但仍會高於工業化時期的水平。

　　因此，政府支出占整個國民收入的比重同總收入水平的關係，將呈現非對稱的倒U型。而政府支出就是公共產品供給的直接經濟衡量，政府支出曲線就是公共產品的供給曲線（圖1中的SG）。

　　2.公共產品的需求曲線。

　　對於公共產品的需求曲線，容易證明就是拉弗曲線。如圖1，首先進行不影響原則簡化和現實近似，政府收入≈稅收（T）=總收入（Y）×稅率（T/Y），稅率T/Y就是強制制度的價格，當T/Y提高時，稅收開始增加，如果稅率進一步提高，造成企業稅負過大，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從而造成Y下降，則T反而會減少，這個曲線就是強制制度的需求曲線（見圖1中的DG），亦即拉弗曲線。

　　拉弗曲線是稅收與稅率的關係，隨著稅率的升高，稅收將增加，稅率進一步升高，將使企業成本惡化而導致企業倒閉以及損害產業行業的健康發展，並挫傷勞動的積極性，造成產出下降，稅收轉而減少。

　　稅收可以近似為財政收入，用T/Y表示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國民總收入Y與T/Y的關係也具有拉弗曲線的特點，而財政收入就是國民對公共產品的支出，亦即公共產品的需求。

　　3.公共產品的均衡分析。

　　不同的國民收入水平下，DG有不同的位置，國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DG就不斷向右侧移動。因此在給定經濟發展階段的國民收入水平下，我們就得到公共產品的均衡點e，找到最優的政府收入比例。在均衡點e時，政府收支平衡，並對經濟增長產生最佳作用。

　　五、結論以及公共產品進一步的探讨

　　根據以上對政府收入與供給產出的均衡分析，目前我國財政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是否最優，不僅要看這個比例的大小，還要看與經濟發展階段（可由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標記）對應的均衡比例的差異，更重要的是要看這些財政收入是否提供了相應的公共服務和制度供給，這些公共服務和制度供給是否在滿足社會需求方面達到了均衡。

　　事實上，政府的財政支出方向與結構是影響公共產品供給的核心因素，受政府職能定位決定。在此提出政府職能的五大方向：

　　（1）安全的職能：無論對內還是對外，應該保障公民、組織人身與財產的基本安全與秩序。這點根據軟性制度的道德正義制訂憲法和刑法、民法等相應的法律規定以及國防等國家安全保障制度，依靠警察和軍隊執行。

　　（2）合法權利界定的職能：根據軟性制度正義觀與價值觀，設定產權等合法權利，防止發生損害他人合法權利的競爭行為，提高不公平競爭的違法成本，保護環境、保護生態，抑制負外部性行為的發生。包括食品安全等行業監管也屬此類。

　　（3）維持競爭力量平衡的職能：反壟斷，降低維權成本，保障供求雙方的力量平衡，確保競爭的有效性。例如貨幣政策制定應以維持貨幣供求力量的均衡為目標，而不是簡單直接的增加或減少貨幣供給，貨幣的供給決策權應交給市場。

　　（4）公共服務補充供給的職能：社會保障、基础教育、醫療健康、非盈利行業等公共服務的供給，保證人性的關懷，是財政政策制定的總體目標。

　　（5）臨時職能：如遇較大危機，採取臨時財政手段發揮乘數效應，但應有實施門檻和及時退出規定，切不可將政府投資拉動經濟的行為常態化，否則會擠壓私人投資，形成經濟結構的畸形，阻礙經濟的長期增長。

本文摘自《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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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現代100多年來，埋藏在中國經濟學家們心中始終不泯的願望,就是要構建、創造出中國人自己應運而成的現代經濟學。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歷代中國經濟學人薪火相傳，砥砺前行，不懈奮鬥，待成大願。2011年初以來，來自財政部、發改委、人民銀行、國家開發銀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重陽投資等機構的十餘位人士，滿懷當代經濟學人的強烈責任感，在前人基础?和經濟學界諸多前輩和同行鼓勵下，面對改革開放新階段“黃金發展”與“矛盾凸顯”交織而成的現實挑戰，組成了“中國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會同陸續加入的數十位特邀研究人員，力求在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幾十年歐美主流經濟理論框架，踐行“求真務實融匯古今，開放包容貫通中西，努力打造與未來中國經濟地位相適應的一流智庫”的指導思想，積極研讨構建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理論。
　　研究小組明確提出，中國改革開放35年的成功實踐需要系統地給予“中國式創新的經濟學解釋”，未來“中國夢”的實現需要高度重視構建創新型的經濟理論支撐；更多註重供給端、基於生產力和競爭力的以改革為核心的“中國新供給經濟學”框架，是實踐基础上的理論創新,可以適應於、服務於這種現實需要，支援“中國夢”願景的實現，同時也可以為全球經濟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思想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