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勝利

　　這場勝利比預期的還要好。威傑里虛晃一槍，盡管他將《保密法》的概念延伸到了公共事務，但首卷日記卻可不受內閣秘書的約束，完整地呈現給讀者。如此一來，《保密法》也就成了擺設。威傑里選擇棄之不用，或許其他人也會作出相同的決定。

　　不管怎樣，法庭的判決對內閣秘書來說無疑是釜底抽薪，同時也抑制了內閣的權力。晚些時候，政府接受了調查委員會的建議，放棄通過法令控制內閣大臣的回憶錄。之後的15年，公務人員們得以免受普通法的限制。

　　至此，《星期日泰晤士報》挫敗了來自開放、民主的大不列颠政府的衆多干涉。克羅斯曼案可以說是一座里程碑。隨後的幾卷日記和回憶錄也得以自由出版。我們的工作和努力讓我一通狂喜，但是衆人的不解以及他們對其中危害性的說道，也著實讓我沮喪。我明白，我們仍然處在孤立無援、獨自對抗黑暗的境地中。

　　“你們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一名政治記者告訴我。放眼望去，他的雙肩猶如一道路障。此外，多家報紙的社論也支援政府禁令，少之又少的議員對此抱有興趣。

　　另一方面，新聞業與專制權力的碰撞、克羅斯曼案的勝利等一系列事件，確實孕育了改變：反應停的受害家庭十載之後終獲賠償；DC-10空難原因歷經磨難得以披露。法律和政治制度本應杜絕此類病態事件的發生，卻放任自流，極力阻止賠償，讓反應停的受害家庭失望不已，甚至幾乎毀掉了試圖提供說明的《星期日泰晤士報》。DC-10空難受害家庭最終得到了合理賠償，也只是因為他們能夠在美國提起訴訟。得益於美國社會的開放性，我們方能闡明空難的來龍去脈。

　　我認為，整整一代英國新聞界，在挑戰當局權威和利益共同體方面毫無建樹，進而導致了人權地位的隕落。英國法庭毫無《權利法案》可言，一貫將物權置於人權之上。

　　民主政治中，微小的改變至關重要——判例法的附加部分難以理解，其主要原則實屬拼凑之舉，其應用更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公衆情緒又容易受到誘導；厚顔無耻的行為肆意橫行卻無人問津，直至被人們接受並成為一種習慣。戰後的英國新聞業盲目無知且視野狹隘：通俗報刊往往借助競選、低級趣味甚至侵害個人隐私等手段小題大做；通俗週報的腐化性和劣根性暴露無遺；質報的新聞工作毫無生氣，報紙反复引用演講和聲明，在公共事務上報喜不報憂，甚至錯把莊重當嚴肅。我眼中的嚴肅性，是指對於影響到數百萬人民生活、安全和幸福的制度和活動的詳查和監督。

　　新聞業不再刨根問底。它們批評政客，實則與之狼狈為奸，不敢越雷池半步。它們是事後諸葛亮，不敢做出頭鳥。

　　在湯姆森和漢密爾頓入主之前，20世紀50年代的《星期日泰晤士報》在凱姆斯利手中俨然是一個“愣頭青”，直到60年代，報紙才開始調派全職報道人員。70年代，《星期日泰晤士報》自認為卷入的最突出的審訊和禁令實際上並未發生，因為新聞報道突然掌握了主導權，對法律和政治制度發起挑戰。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調查案件的過程中發現，法律和政治制度已失信於人民。誰能料想到，一則19世紀保護維多利亞女皇蝕刻畫的商業案例，會在現如今的政客日記案、議員賄賂案和反應停案的文件中被引用。專家委員會建議改革，議會卻不願響應。雨果·楊曾在研究克羅斯曼案時評論道，對謹慎和保密的迷信已經深入英國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便是對其所做的微小挑戰，也足以震撼人心。

本文摘自《默多克與《泰晤士報》之爭背後的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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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泰晤士報業公司陷入困境，被迫出售。由於擔心未來的所有者威脅“新聞報道的準確性和觀點的自由表達”，英國議會設立了法律擔保，限制所有者權力。
　　默多克收購報紙一年後，擔憂成為現實。默氏繞開擔保，借商業運營之名，控制新聞採編，左右政論立場。報紙珍視的內部獨立性遭到腐蝕。
　　本書作者回顧了這樁報業史上極富爭議的並購案，講出在默多克手下出任主編的種種內情，真實呈現了巨變時刻的媒介業態。審查限制、勞資糾紛、技術換代帶來了外部壓力；更深遠的問題，正埋藏在新聞觀念本身的嬗變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