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是曾國藩

　　曾國藩是中國儒家文化培養出來的標志性人物，被認為達到了“內聖外王”的儒家最高標準，是儒家的最後一個“聖人”。曾有一副對聯這樣評價他：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他的修為（內聖），他的事功（外王），得到了蔣介石和毛澤東這兩個對立陣容領導的一致高度好評。蔣介石說：“曾公乃國人精神典範。”毛澤東更進一步：“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

　　為什麼是曾國藩呢？

　　論聪明才智，當時與曾國藩差不多的湖南人有很多，胡林翼、江忠源、左宗棠等。論機會，他也只是當時的幫辦團練大臣之一。論帶兵打仗，好像只要是他親自指揮的，都以失敗告終。看起來，曾國藩沒有任何高人一等的地方，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天資中庸、不顯山不露水的曾國藩，最終成為清中興第一人。

　　為什麼呢？

　　除了他強大的意志力和識人用人的能力外，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曾國藩強大的事後復盤的習慣和能力。

　　鹹豐七年（公元1857年），曾國藩父親去世，其時曾國藩正與江西官場交惡，遂趁機發丁憂折，請假守制，不待皇帝批準，即離營回家，引起輿論一片嘩然。

　　然而，擺脫了戰場煩憂的曾國藩，在家的日子並不好過。

　　這一年多來，他曾無數次痛苦地回想過去三五年間的往事。他始終不能明白，為什麼自己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卻不能見容於湘贛官場？為什麼對皇上忠心耿耿，卻招來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連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為什麼處處遵循國法、事事秉公辦理，實際上卻常常行不通？他心裡充滿著委屈，心情郁結不解，日積月累，終於釀成大病。[ 唐浩明．曾國藩[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9。]

　　不過，也正是這一年在家的日子，曾國藩復盤了自己過去幾年的問題所在，找到了事情的原因和解決的辦法。

　　曾國藩想起在長沙與綠營的龃龉鬥法，與湖南官場的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與陳啟邁、恽光宸的爭強鬥勝，這一切都是採取儒家直接、法家強權的方式。結果呢？表面上勝利了，實則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參清德、參陳啟邁，越俎代庖，包攬干預各種情事，辦理之時，固然痛快幹脆，卻沒有想到鋒芒畢露，剛烈太甚，傷害了清德、陳啟邁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無形中給自己設定了許多障礙。這些隐患與障礙，如果不是自己親身體驗過，在書齋里，在六部簽押房里，是無論如何也設想不到的，它們對事業的損害，大大超過了一時的風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強對強的手法有時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達到目的，戰勝強者，且不至於留下隐患，為什麼不採用呢？少年時代記住的諸如“大方無隅”、“大音稀聲”、“大象無形”、“大巧若拙”的話，過去一直似懂非懂，現在一下子豁然開朗了。這些年來與官場內部以及與綠營的爭鬥，其實都是一種有隅之方，有聲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實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這樣的。它要做到全無行迹之嫌，全無斧鑿之工。[ 唐浩明．曾國藩[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9。]

　　复出之後，曾國藩充分實踐自己找到的“柔弱勝剛強”的道路，“一連幾天，曾國藩坐著綠呢大轎，遍拜長沙各衙門，連小小的長沙、善化兩縣知縣，他也親自造訪”。[ 同上。]作為手握重兵的湘勇統帥，曾國藩如此不計前嫌、謙恭有禮的行動，彻底收服了長沙官場的人心，為自己在前線的戰爭奠定了一個穩固的後方。

　　曾國藩還認識到，自己以前認為官職是朝廷名器，在保薦上太過於慎重，導致很多跟隨自己多年的人都沒有獲得一官半職，也是戰事不順的原因。沒有重賞重保，部下當然不會下死力。因此，复出之後，曾國藩就對部下“以大義剀切曉谕，以優保暗作許諾”，兩手齊下，充分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對於打勝仗後各個官員的保薦名單，曾國藩照報不誤。

　　基本上，复出的曾國藩與之前有了一個大轉變。在內心的堅持上，他還是以前的那個曾國藩，維護名教傳統；對自己個人的要求，依舊按照君子的標準而行。但是在方法上，卻很少再去硬碰硬地爭鬥，而是迂回解決問題；對他人的物質利益要求，也已經能夠理解和滿足，不再具有道德癖。

　　一個對己嚴、對人寬的曾國藩，終於成就了現在的“完人”。

　　當然，復盤不是成功人物或者偉大人物獨用的方法，我們每一個普通人，通過復盤，也可以收獲自己的成長和提升。

本文摘自《對過去的事情做思維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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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盤是圍棋中的一種學習方法，指的是在寫完一盤棋之後，要重新擺一遍，看看哪里下得好，哪里下得不好，對下得好和不好的，都要進行分析和推演。
　　柳傳志第一個將復盤引入到做事之中，成為聯想三大方法論之一，在聯想每一個重大決策的背後，都有復盤的身影。
　　本書完整系統講述了復盤的內容，清晰了復盤的價值，給出了復盤的操作步驟，我們可以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中，應用復盤的方法，向自己學習，隨時隨地的提高自己，把事情琢磨透、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