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2002:應對中國入世的挑戰(1)
2002年2月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從主要的國家領導人到地方行政長官,從中央和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到金融系統有關單位和部門的負責人,都出席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的背景是,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這是一件對中國金融改革產生全面而深刻影響的大事。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了WTO,按照中國入世協議,到2006年底中國金融業將向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金融開放將對金融改革產生全面影響。在開放倒逼改革的大背景下,從2002年起,中國金融業開始了真正地向國際慣例和國際規則靠攏的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改革。
金融全球化的挑戰
世紀之交,隨著中國入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金融業越來越面臨金融全球化的挑戰。
金融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從長期來看,金融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場的效率,對有效配置資源、提高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金融全球化也使國際資本的流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運行,導致資本大規模無序流動,蘊藏著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使一些經濟體部分地喪失宏觀經濟決策的獨立性和宏觀經濟的控制能力。
在中國入世前夕,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教授錢穎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經濟學家黃海洲向有關國家領導人遞交了一份名為《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金融的穩定與發展》的報告。報告的開篇就指出:中國加入WTO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同時,它也會帶來新的風險,其中最嚴重的一種風險很可能關係到中國金融行業的穩定和發展。國際經驗表明,金融不穩定和金融危機會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性的危害,表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因此應當引起中國的警覺。
近來的研究發現,日本在1992—1998年和韓國在1997—2000年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分別達到各國年GDP的21?5%和14?7%;北歐國家自1990年以來的三到四年里因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達到其年GDP的10%—30%;智利1983年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超過其年GDP的30%;印度尼西亞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遭受的損失更高:它用於處置銀行壞賬而付出的財政支出在1997—2000年間高達其年GDP的55%。
金融危機還會帶來致命的政治損害。國際經驗顯示,作為金融危機的後果,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失去了職位,並且他們過去的政績不再被認可;執政黨失去了權力;政權被颠覆;處於危機中的國家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所提出的條件作出讓步。印度尼西亞在金融危機後出現的政治動蕩就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例子。
金融危機還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損害。這些損害反映在社會不穩定和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上。印度尼西亞在這方面又是一個例子。那里的金融危機造成了社會混亂,引發了騷亂和不同種族、宗教和社會團體之間的沖突。在危機發生前的30年,印度尼西亞在減少貧困方面做得很好——甚至比中國做得還好——因而它成為世界銀行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樹立的典範。但是,印度尼西亞的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它從前在減少貧困方面取得的成績,因為現在許多窮人再次回到貧困線以下。
錢穎一和黃海洲指出,中國經受不起較長時間的金融不穩定或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會破壞中國在過去20多年里經濟改革和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必須認真嚴肅地研究中國入世之後金融穩定和發展的問題,也就是金融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2006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金融業正式對外資全面開放,這是中國金融業27年改革開放的一個“水到渠成”之舉。
回想27年前的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成為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先聲。27年來,中國金融改革伴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共進。中國金融體系已經從中國人民銀行集監管者和經營者於一身的“大一統”金融體系逐步走向監管機構與被監管對象分家,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分家,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分業經營,中資機構和外資機構同台競爭的日趨完善的金融體系。
在中國金融業對外資全面開放這一具有標志意義的重要時刻,回顧過去27年來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回顧其中衆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於中國金融業下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長期從事金融領域報道的資深記者和金融行業咨詢的資深專家,兩位作者憑借對於中國金融業改革的深厚了解,完成了這本試圖較為全面地反映過去27年中國金融業全面變革的著作,希望能夠對廣大的中國金融領域的從業者以及對中國金融改革感興趣的海內外人士提供說明。
2001年12月11日,中國加入了WTO,按照中國入世協議,到2006年底中國金融業將向外資金融機構全面開放。金融開放將對金融改革產生全面影響。在開放倒逼改革的大背景下,從2002年起,中國金融業開始了真正地向國際慣例和國際規則靠攏的建立現代金融體系的改革。
金融全球化的挑戰
世紀之交,隨著中國入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金融業越來越面臨金融全球化的挑戰。
金融全球化是一把雙刃劍。從長期來看,金融全球化大大提高了世界金融市場的效率,對有效配置資源、提高各國人民的生活水平有著積極的意義。但是,金融全球化也使國際資本的流動越來越脫離實體經濟運行,導致資本大規模無序流動,蘊藏著引發金融危機的風險,使一些經濟體部分地喪失宏觀經濟決策的獨立性和宏觀經濟的控制能力。
在中國入世前夕,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教授錢穎一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高級經濟學家黃海洲向有關國家領導人遞交了一份名為《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金融的穩定與發展》的報告。報告的開篇就指出:中國加入WTO為經濟發展提供了重大機遇。同時,它也會帶來新的風險,其中最嚴重的一種風險很可能關係到中國金融行業的穩定和發展。國際經驗表明,金融不穩定和金融危機會造成極為嚴重的、破壞性的危害,表現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各方面,因此應當引起中國的警覺。
近來的研究發現,日本在1992—1998年和韓國在1997—2000年為處置銀行壞賬所負擔的財政支出分別達到各國年GDP的21?5%和14?7%;北歐國家自1990年以來的三到四年里因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達到其年GDP的10%—30%;智利1983年金融危機造成的損失超過其年GDP的30%;印度尼西亞在最近的金融危機中遭受的損失更高:它用於處置銀行壞賬而付出的財政支出在1997—2000年間高達其年GDP的55%。
金融危機還會帶來致命的政治損害。國際經驗顯示,作為金融危機的後果,政治家和政府官員失去了職位,並且他們過去的政績不再被認可;執政黨失去了權力;政權被颠覆;處於危機中的國家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樣的國際金融機構所提出的條件作出讓步。印度尼西亞在金融危機後出現的政治動蕩就是一個觸目驚心的例子。
金融危機還會產生巨大的社會損害。這些損害反映在社會不穩定和收入分配狀況的惡化上。印度尼西亞在這方面又是一個例子。那里的金融危機造成了社會混亂,引發了騷亂和不同種族、宗教和社會團體之間的沖突。在危機發生前的30年,印度尼西亞在減少貧困方面做得很好——甚至比中國做得還好——因而它成為世界銀行為其他發展中國家樹立的典範。但是,印度尼西亞的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它從前在減少貧困方面取得的成績,因為現在許多窮人再次回到貧困線以下。
錢穎一和黃海洲指出,中國經受不起較長時間的金融不穩定或嚴重的金融危機,這會破壞中國在過去20多年里經濟改革和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因此,必須認真嚴肅地研究中國入世之後金融穩定和發展的問題,也就是金融全球化對中國的挑戰。
本文摘自《中國金融大變革》
2006年12月11日,中國入世過渡期結束,金融業正式對外資全面開放,這是中國金融業27年改革開放的一個“水到渠成”之舉。回想27年前的1979年10月4日,鄧小平同志提出的“要把銀行真正辦成銀行”成為中國金融業改革的先聲。27年來,中國金融改革伴隨著中國經濟改革共進。中國金融體系已經從中國人民銀行集監管者和經營者於一身的“大一統”金融體系逐步走向監管機構與被監管對象分家,中央銀行與監管機構分家,銀行、證券、保險、信託分業經營,中資機構和外資機構同台競爭的日趨完善的金融體系。
在中國金融業對外資全面開放這一具有標志意義的重要時刻,回顧過去27年來中國金融業的改革,回顧其中衆多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對於中國金融業下一步的改革和開放具有重要意義。
作為長期從事金融領域報道的資深記者和金融行業咨詢的資深專家,兩位作者憑借對於中國金融業改革的深厚了解,完成了這本試圖較為全面地反映過去27年中國金融業全面變革的著作,希望能夠對廣大的中國金融領域的從業者以及對中國金融改革感興趣的海內外人士提供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