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橄榄形”社會結構的形成和中等階層的壯大
市場經濟以前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啞鈴形”的社會，它的一極是少數權貴，另一極則是廣大的貧苦農民。當時也存在一個主要由從事商業活動的市民組成的中等階層（middle class，或譯“中產階級”、“中等收入階層”）。不過他們在封建莊園制農業的汪洋大海中人數少、力量弱、地位低，左右不了社會的大局。
進入近代以後，中等階層增加了以中小資本家（在舊中國則是民族資產階級）為主的新成員。但是這個社會階層的力量依舊單薄，仍然受制於大資產階級（在舊中國則是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受到後者的壓制和打擊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307頁。。
等到先行工業化國家在19世紀後期全面轉向由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包括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在內的專業人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作用變得愈來愈重要，以各類專業人員為主體的新中等階層才開始形成和日益壯大。比較一下恩格斯1845年和1892年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作的分析，也可以看到這種變化的端倪參見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34頁。。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專業人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著支配作用，這使“新中等階層”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作用凸顯，成為現代社會的中堅力量（elite，或譯“精英”）。第一，他們的人數劇增，在一些發達國家甚至超過了體力勞動者，成為工薪階層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美國1900年白領工人占勞動力總量的17％，到了1970年，上升為47?5％；體力勞動者和白領工人人數比例1900年為2∶1，到了1970年變成1∶1?3道格拉斯R26;諾斯（Douglass C?North，1981）：《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98頁。。第二，由於中等收入階層在社會生產體系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發達國家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甚至超過了“以剪息票為生”的中小資產者。第三，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也大為提高。《大國崛起》中談到的20世紀初期美國的“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和20世紀中期羅斯福新政（New Deal）打擊寡頭和縮小貧富差別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階層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
中等階層的興起使傳統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形社會”轉化為現代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榄形社會”。“啞鈴形社會”通常是不穩定的，充滿了動亂，而“橄榄形社會”則趨於穩定。
正在高速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結構迅速變化的時期，一個新中等階層正在成長。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針，這是一項基於正確社會分析作出的明智決策。然而在前一時期關於改革方向的大爭論中，有些論者把分析傳統社會結構時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我國當今的社會，把社會人群簡單地劃分為“精英”和“草根”、“權貴”和“弱勢群體”、“富人”和“窮人”兩類。我認為，採用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原應屬於大衆一邊的企業家、科研人員、技術專家、醫護人員、教學人員等劃入與大衆敵對的社會集團中去。這種做法，不但搞亂了自己的陣線，而且實際上起到了轉移目標，為包括中等階層在內的廣大民衆的共同敵人，即極少數貪官污吏提供掩護的作用。近期以來，社會上發生了一連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導下劫殺大學教授，打罵醫務人員，恣意破壞住宅、轎車等私人財產的惡性案件。對於這種與建設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社會現象的出現，不能不使人感到憂慮。
以上我們分析了在一些國家走向富強的途程中起關鍵性作用的因素：市場經濟、法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社會結構中的中等階層興起等變化。當然，這並沒有窮盡各國繁榮興盛的奧秘。從一些國家的發展歷史看，教育的普及、國民普遍福利的提升、科學進步和技術創新、國民道德情操的培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上面講到的五個共同因素，各國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也很不相同，各有長短優劣。所有這些，都有待於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讨。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
進入近代以後，中等階層增加了以中小資本家（在舊中國則是民族資產階級）為主的新成員。但是這個社會階層的力量依舊單薄，仍然受制於大資產階級（在舊中國則是官僚資產階級），並且受到後者的壓制和打擊參見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307頁。。
等到先行工業化國家在19世紀後期全面轉向由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現代經濟增長模式，情況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於包括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在內的專業人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的作用變得愈來愈重要，以各類專業人員為主體的新中等階層才開始形成和日益壯大。比較一下恩格斯1845年和1892年對英國工人階級狀況所作的分析，也可以看到這種變化的端倪參見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434頁。。到了知識經濟時代，專業人員在社會生產體系中起著支配作用，這使“新中等階層”的經濟地位和社會作用凸顯，成為現代社會的中堅力量（elite，或譯“精英”）。第一，他們的人數劇增，在一些發達國家甚至超過了體力勞動者，成為工薪階層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比如，美國1900年白領工人占勞動力總量的17％，到了1970年，上升為47?5％；體力勞動者和白領工人人數比例1900年為2∶1，到了1970年變成1∶1?3道格拉斯R26;諾斯（Douglass C?North，1981）：《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陳郁等譯，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198頁。。第二，由於中等收入階層在社會生產體系中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發達國家他們的收入水平提高得很快，甚至超過了“以剪息票為生”的中小資產者。第三，他們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影響也大為提高。《大國崛起》中談到的20世紀初期美國的“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和20世紀中期羅斯福新政（New Deal）打擊寡頭和縮小貧富差別等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等階層的價值取向和政治訴求。
中等階層的興起使傳統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形社會”轉化為現代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榄形社會”。“啞鈴形社會”通常是不穩定的，充滿了動亂，而“橄榄形社會”則趨於穩定。
正在高速實現現代化的中國目前正處於社會結構迅速變化的時期，一個新中等階層正在成長。中共十六大提出了“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方針，這是一項基於正確社會分析作出的明智決策。然而在前一時期關於改革方向的大爭論中，有些論者把分析傳統社會結構時使用的二分法套用到我國當今的社會，把社會人群簡單地劃分為“精英”和“草根”、“權貴”和“弱勢群體”、“富人”和“窮人”兩類。我認為，採用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把原應屬於大衆一邊的企業家、科研人員、技術專家、醫護人員、教學人員等劃入與大衆敵對的社會集團中去。這種做法，不但搞亂了自己的陣線，而且實際上起到了轉移目標，為包括中等階層在內的廣大民衆的共同敵人，即極少數貪官污吏提供掩護的作用。近期以來，社會上發生了一連串在仇富反智思想指導下劫殺大學教授，打罵醫務人員，恣意破壞住宅、轎車等私人財產的惡性案件。對於這種與建設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社會現象的出現，不能不使人感到憂慮。
以上我們分析了在一些國家走向富強的途程中起關鍵性作用的因素：市場經濟、法治、民主、思想自由和社會結構中的中等階層興起等變化。當然，這並沒有窮盡各國繁榮興盛的奧秘。從一些國家的發展歷史看，教育的普及、國民普遍福利的提升、科學進步和技術創新、國民道德情操的培育，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即使上面講到的五個共同因素，各國所採取的具體形式也很不相同，各有長短優劣。所有這些，都有待於進一步作深入的探讨。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