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對挑戰，朝哪個方向解決
對於如何解決當前的諸種問題，看來有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傾向是認為改革以後對經濟的管理放得太鬆，所以要加強政府的行政管制，包括對企業生產和投資活動的直接干預。另一種傾向是認為市場經濟是自由放任的經濟，政府管得越少越好。我認為這兩種傾向都是不正確的。
在上述兩種傾向中，前者在我們的政府機構里是占主要地位的。有些人有著一種國家管得越多、越具體越好的“國家辛迪加”的傾向。其實“國家辛迪加”在現代經濟里是絕對行不通的。不僅列寧的“國家辛迪加”的設想行不通，而且馬克思用“社會大工廠”的形式實現產權社會化的設想也行不通。在19世紀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础上形成的標準產業形式是所謂大規模生產方式。國家所有制就是一種最容易設想的適合於大規模生產方式的產權社會化形式。大規模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是所謂福特生產方式。如果福特生產方式囊括了整個社會，革命勝利後建立“國家辛迪加”可能是順理成章的。這種生產方式在20世紀初期曾經紅極一時，但是到20世紀中期隨著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增大，它就遇到了挑戰，因為第三產業往往不適合搞大規模生產，至少不是全都適合搞大規模生產。例如麥當勞之所以採取特許經營（franchise）的經營方式，其原因就是面對面的服務只適合於搞小規模企業，企業規模大了就會導致從業人員吃大鍋飯，使服務質量下降。對大規模生產方式更加嚴重的挑戰來自50年代以後出現的新技術革命。高技術的特點是智力資本起決定性作用，而智力資本是無法“國有化”的。
因此，在現代社會里產權社會化就必須採取多樣化的形式，國有制不僅不是產權社會化的最好的形式，在大多數情況下還可能是一種最差的形式。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如果懷抱社會主義理想，希望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就要改變原來對於社會主義模式的看法，使之適應於技術和經濟的變化。如果堅持原來的列寧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模式，就等於自己否定自己。所以，政府不但要改變經濟體制，還要改變自己。如果相信歷史唯物主義，這恐怕是必然的結論。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
在上述兩種傾向中，前者在我們的政府機構里是占主要地位的。有些人有著一種國家管得越多、越具體越好的“國家辛迪加”的傾向。其實“國家辛迪加”在現代經濟里是絕對行不通的。不僅列寧的“國家辛迪加”的設想行不通，而且馬克思用“社會大工廠”的形式實現產權社會化的設想也行不通。在19世紀產業革命的技術基础上形成的標準產業形式是所謂大規模生產方式。國家所有制就是一種最容易設想的適合於大規模生產方式的產權社會化形式。大規模生產發展到一定程度是所謂福特生產方式。如果福特生產方式囊括了整個社會，革命勝利後建立“國家辛迪加”可能是順理成章的。這種生產方式在20世紀初期曾經紅極一時，但是到20世紀中期隨著第三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增大，它就遇到了挑戰，因為第三產業往往不適合搞大規模生產，至少不是全都適合搞大規模生產。例如麥當勞之所以採取特許經營（franchise）的經營方式，其原因就是面對面的服務只適合於搞小規模企業，企業規模大了就會導致從業人員吃大鍋飯，使服務質量下降。對大規模生產方式更加嚴重的挑戰來自50年代以後出現的新技術革命。高技術的特點是智力資本起決定性作用，而智力資本是無法“國有化”的。
因此，在現代社會里產權社會化就必須採取多樣化的形式，國有制不僅不是產權社會化的最好的形式，在大多數情況下還可能是一種最差的形式。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我們如果懷抱社會主義理想，希望逐漸實現共同富裕，就要改變原來對於社會主義模式的看法，使之適應於技術和經濟的變化。如果堅持原來的列寧主義的經濟和政治模式，就等於自己否定自己。所以，政府不但要改變經濟體制，還要改變自己。如果相信歷史唯物主義，這恐怕是必然的結論。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