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的職能是什麼

　　迄今為止，政府體制改革還停留在一些比較表面的、極其有限的目標之上。這就好像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對待經濟改革那樣，僅僅是感覺到了存在的問題，也準備針對具體問題做一些改善，但是並沒有達到對問題本質的認識，因此，也就很難明確提出根本的解決方案。

　　從我參加改革的實際工作以來，已經有過四次大的政府體制改革。在進行這種改革時，有的時候把問題提得很高，說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部分，可是最後往往只落腳到機構的裁並和人員的精簡上。由於沒有解決政府職能定位問題，過了一段時候，機構、人員重新膨脹，回到了原處。實際上在1982、1988和1993年三次機構改革後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不研究清楚政府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職能，不進行機制的根本轉換，機構是改不了的。既然政府管的事情還像計劃經濟時那麼多，改了一圈下來，也許機構和人員比原來還多，矛盾也更大。最近這次政府體制改革似乎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看來為了進一步推進政府體制改革，首先要從根本上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是什麼的問題。只有確定了目標，才有可能設計出路徑和步驟。

　　我們常說經濟改革是摸著石頭過河。其實仔細看看20多年經濟改革的過程，開頭也許確是這樣，但到了80年代中期已經不完全是這樣了。當時提出了一個重大的問題——改革的目標是什麼。經過幾年的研究，對於要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經濟體制，為什麼要建立這樣的經濟體制，認識上有了很大的飛躍。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法，標志著我們對經濟改革目標有了清晰的認識。目標清晰，改革的內容就比較明確，路徑和步驟也比較容易設計。這樣，到了1997年十五大的時候，就明確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並在1998年載入我國憲法。通過同經濟改革發展歷程的比較可以看出，我們多次的政府體制改革為什麼沒有收到預期效果，首要的原因在於我們對問題性質的認識還不透彻。

　　政府體制改革是政治上層建築的改革，也屬於政治改革。應該說，鄧小平1980年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見《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343頁。的講話，已經提出政治改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為進行這方面的改革開了一個好頭。他在那個講話里指出，由於封建主義遺毒的影響，在我們的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中存在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作風、黨政不分等問題，必須進行改革。他還對如何進行政治改革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從當時大多數人的認識水平來說，鄧小平的這些主張大大地走在了前面，有些到現在還是走在前面。例如，他從那時候起就一再提出要解決“以黨代政”的問題，實現“黨政分開”；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實現“政企分開”。他在講話中還具體地提出，應當用公司董事會領導下的經理負責制來取代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經理負責制。現在20年過去了，對這些問題的認識還不統一，問題也沒有獲得解決。

　　這些年來在政府體制改革問題上，我們的認識水平似乎沒有太大的提高。我曾經參加過中央編制委員會和外國機構合作召開的讨論宏觀調控機構的設定課題的兩次論證會。兩次會上中方提出的方案都認為應當設定四個宏觀調控機構，這就是中央銀行、財政部、國家計委和國家經委。中方和外方一些學者根據常規的經濟學理論對把計委和經委確定為宏觀調控機構提出了質疑，認為把計委和經委定為宏觀調控機構勢必形成對企業決策的微觀干預。雙方相持不下。每次到最後外方代表都會拿出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若幹問題的決議》來念，說你們黨中央的決議都已經說清楚了，宏觀調控是間接調控，總量調控。既然這樣，宏觀調控機構只能是財政部和中央銀行，而不能有其他。可是後來宏觀調控機構還是按四機構的方案設定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體制、機制不改，機構其實是改不動的。有人說北京目前為了“跑部錢進”而排隊的有四條人龍：計委前面有兩條，一條跑國債投資，一條跑西部開發專案；經委前面也有兩條，一條跑技術改造貼息貸款，一條跑債轉股。有資源配置權力的“宏觀調控機構”門庭若市，車水馬龍，為分錢、分專案忙得不可開交。如果真是這樣，那簡直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諷刺。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