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對提問的回答(2)

　　問：整個80、90年代的中國經濟改革是一種精英式的權力遊戲，它是政治精英和學術精英某種和諧的相處方式。但實際上經濟學往往像溫室里的脆弱之花，在過去兩年里，在一些爭論中，我們看到公衆的情緒越來越深刻影響到你們的遊戲規則，經濟學家的觀點很容易被公衆情緒劫持。在未來一段時間隨著公衆意識、公衆情緒的進一步高漲，你們該怎麼應對這種變化？

　　吳敬琏：首先，我不認為經濟學家是一個單質性的群體。有一個中外傳播很廣的說法，有三個經濟學家肯定至少有五種意見。經濟學和別的學科一樣，它的“遊戲規則”就是“學術獨立，思想自由”，而絕不能搞“輿論一律”，也不能搞少數服從多數。

　　有兩個時期絕大部分經濟學家意見是一致的。一個是在80年代中期，一個是90年代初期，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同鄧小平提倡的市場化改革的方向。為什麼會比較一致？我估計是因為在那之前有過兩次回潮：一次是80年代初期，一次是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這兩次回潮中，所謂“政治家、理論家”都說應該轉向計劃取向，一時間成了占主導地位的方針。比如說十二大取消了要搞商品經濟的提法，確定“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體制。90年代初期的正式的提法叫做“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認為改革要市場取向，觀點很一致。

　　現在經濟學家的意見分歧很大，我想並不是因為受到了公衆的某種氣氛的劫持，而是因為情況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這讓我想起了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跟我的一段對話。他在1988年訪問中國的時候，參加了中國宏觀經濟是否面臨通貨膨脹的讨論。我向他提了一個問題：你跟託賓（James Tobin）是宏觀經濟學兩個對立學派的領袖，為什麼你們兩人卻一致認為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發展是不利的？他打了一個比方說，十個經濟學家聚在一起讨論問題，他們之間爭論得一塌糊塗，誰跟誰的意見都不一致。但是如果你把十個經濟學家跟非經濟學家放在一塊讨論，就會發現，這十個經濟學家意見完全一致。這是因為，只要是個經濟學家，受過基本的經濟學訓練，在最基本問題上就不會有分歧，他們的分歧是在相對而言比較枝節性的問題上。

　　我們現在是什麼情況呢？應該說市場取向對於大多數經濟學家來說不成問題，成問題的是要一個什麼樣的市場經濟？這就有很大的分歧了。再把它細化一點，比如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市場以及第三部門（民間社會）之間是什麼關係，就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甚至會有很大的分歧。

　　經濟學家要不要考慮群衆的意見？經濟學是非常現實的科學。雖然它首先是實證性的，但每個經濟學家作為公民，確實有一個社會責任、價值取向的問題。經濟學家應該註意公衆輿論，因為群衆的呼聲往往是有道理的，雖然它的分析不一定都是那麼深刻和準確，但能夠讓我們感受問題的大的方面。比如現在弱勢群體對收入差距過大的激憤情緒。我認為他們提出這個問題是完全有道理的，他們的訴求也是完全正當的。我們應當響應大衆的呼聲，研究問題在哪里。但是，我們必須採取冷靜的科學態度去研究問題的症結和真正能夠解決問題的辦法，因為現象和本質往往不是一致的，大衆的利益也有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分。

　　問：對於任何地區、任何國家的改革而言，最重要的推動力是它的受益者。回顧中國26年的改革我們會發現中國第一階段改革的受益者是農民，接著是私營企業家。我不知道，在未來五年、十年內，中國改革的明確受益者到底是誰？

　　吳敬琏：為什麼在增量改革的初期滿意的情緒是占支配地位的呢？就是因為幾乎所有的人都是直接的受益者。改革深化以後，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有一部分人沒有得到直接的利益，而另一部分人利用利益結構大調整的過程得到了非分的財富。改革歸根到底會讓所有的人受益，但是從短期看，也要考慮讓更多的人獲益。特別是要採取措施防止少數人憑借權力來侵犯公衆利益，剥奪大衆。這是政治家、經濟學家和傳媒界的朋友應該共同努力的。這樣來說明改革比較順利地、較少痛苦地向前推進。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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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