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體制問題的根源(1)

　　我認為，我們的政府體制需要改革，根本的問題在於目前仍然在起作用的列寧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模式遇到了我們在經濟改革中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挑戰。改革以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各國的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都是按照列寧的模式建立的。列寧對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有一個總的說法，就是他在《國家與革命》里講的：整個社會成為一個“國家的辛迪加”；政府是這個國家壟斷大公司的總管理處；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的雇員列寧（1917）：《國家與革命》，《列寧選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8頁。。列寧的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模式，是由斯大林加以闡明並在蘇聯的實際生活中建立起來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系”。斯大林在自己的許多著作，特別是《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的第五節《無產階級專政體系中的黨和工人階級》斯大林（1926）：《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11—434頁。中詳細說明了這一體系的基本結構。他說，無產階級專政體系是由無產階級專政的“指導力量”和各種“傳動裝置”、“槓桿”構成的。在這里，“指導力量”是指作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傳動裝置”和“槓桿”則首先是指各級政府，此外還包括工廠、商店等經濟組織和工、青、婦等群衆組織同上書，第411—415頁。。斯大林還引用列寧的話說，誰都知道，群衆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而政黨通常是由擔任最重要職務而被稱為領袖的人們組成的集團來主持的斯大林（1926）：《論列寧主義的幾個問題》，《斯大林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3頁。。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運用上述體系號令全國，管理這個巨大無比的大公司。

　　十分清楚，列寧的上述政治體制模式（“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和他的經濟體制模式（“國家辛迪加”）是相互銜接的，不論這一體制是否合理，在國家辛迪加的基础上，依靠這一套體系，共產黨和它的領袖完全可以做到令行禁止，保持對社會經濟生活的全面控制。

　　現在的問題是，經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社會的經濟基础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列寧的“國家辛迪加”已經為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所代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形成，然而政治體制仍然大體保持列寧、斯大林的模式。過去人們普遍接受蘇聯的教條，認為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础就是國家所有制（在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還加上處於附屬地位的準國有制，即集體所有制）。改革20多年來，這種認識已經改變。特別是1997年中共十五大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可以建立在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之上。這反映了認識上的巨大飛躍。所以，我們完全可以套用列寧在1924年發現社會主義經濟可以建立在農民自願組織的合作社的基础上以後說過的話：“我們對社會主義的整個看法根本改變了”列寧（1924）：《論合作制》，《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87頁。。中共十五大以後，根據代表大會關於調整和完善所有制結構的要求，我國經濟的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但是，在政治體制方面，我們對於列寧、斯大林的“無產階級專政體系”基本架構的認識似乎沒有變化，而這一套以行政命令為主、直接對社會經濟活動進行微觀干預的體制是與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市場經濟不相銜接的。這就導致社會上層建築與它的經濟基础之間的矛盾沖突。黨政領導機關還要在相當程度上按照計劃經濟下的方式管理應當由企業自行決策的微觀事務，自然很難把政府體制理順。

　　這種情況不僅存在於改革的後進地區，即使改革進行得比較快、多種所有制經濟發展得比較快的先進地區，政治體制落後的問題也是存在的。最近我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幾位負責人到浙江考察。大家對這個地方經濟發展的印象非常深刻。經濟增長很快，社會很穩定，也沒有失業問題。但是我發現老百姓對政府的意見比五年前還要多些。幾年前當地老百姓對政府和黨政工作人員的要求很低，只要你不壓制我的發展就行了。即使有點問題，花點錢也能“搞掂”。有時候上面查得緊，地方上還能幫忙扛一扛，採取一點變通的方法。現在作為納稅人的普通老百姓對黨政工作人員的要求比過去高。他們有時會提出有效和廉潔政府的要求，還要求政府提供公共服務。但是有些黨政工作人員缺乏主權在民的觀念，更沒有服務意識，因此老百姓很有意見。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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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