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對提問的回答(1)

　　問：在去年到今年宏觀調控中，一直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經濟的問題主要是結構問題，而結構問題不能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等總量手段來解決。這也是支援更多採用行政手段的人的理由，你認為這個理由成立嗎？

　　吳敬琏：從短期的觀點看，宏觀經濟平衡是一個總需求、總供給的協調問題，通常講的凱恩斯主義意義上宏觀經濟問題就是指供給總量、需求總量不平衡的問題。但從長期的觀點看，中國宏觀經濟最大的問題是效率問題，效率問題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主要內容就是資源配置效率太低，也就是大家所說的結構問題。

　　那麼，怎樣才能優化結構？有兩種辦法，一種辦法就是用政府去做資源的再配置，就是說由政府決定哪些專案應該上，哪些專案應該下，哪些生產應該緊縮，哪些生產應該擴大。另外一個方法是在穩定宏觀環境的前提下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通過由市場競爭形成的價格來調整結構，保證資源配置結構的優化，使資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

　　我的觀點是什麼呢？我認為十四大關於中國改革的目標的規定是正確的。也就是說，我們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換句話說，經濟結構調整主要的要靠市場，靠價格機制。

　　問：我在報上看到中國有6000億的電力投資未立項。你覺得電力行業投資的問題是一個什麼樣的問題？我所看到的文章說，發改委的官員認為，我國電力可能存在一個過度投資的問題。

　　吳敬琏：中國的電力供求大概幾年會有一次週期，電賣不掉和電力緊張。我們要研究，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週期？

　　前一段時間主流的觀點認為，應該由政府來調整電力產業的結構。我不大認同這種思路。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90年代中期電賣不掉、要壓縮電力投資的情況。曾經有3年不進行電力投資。前一段時候的呼聲是要趕快上電力投資專案，因為電力太緊張了。最近又提出來需要壓縮電力投資。由於政府不可能及時和準確地預見電力需求的變化，由政府來決定資源在企業間、行業間、地區之間怎麼配置，就造成一會兒多、一會兒少的大幅度波動。其實，如果政府真有準確及時全面掌握信息的能力，市場化改革就完全沒有必要了。

　　當然，市場有它自身的問題。對於長期的波動，市場的反應有滞後性。但在市場經濟中，有多種辦法和許多工具來克服這方面的缺點，例如電力期貨市場，還有宏觀信息的提供等等。

　　問：在過去，尤其90年代末以前，大家習慣性地認為市場和政府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但在過去幾年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是，我們一方面看到市場力量的加強，另一方面政府力量也在極度加強，在未來，它們的相互關係會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吳敬琏：在改革初期的確有這樣一種觀點，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就是政府的力量越來越小、市場的力量越來越大這種單邊的過程。不過我從來不贊成這個觀點，因為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不能夠排除政府的作用，所以政府不是越“小”越好。

　　我認為比較好的說法是：我們存在的問題是政府行為錯位、越位和不到位。也就是說有些地方是越位了，比如說微觀經濟活動政府參與太多，資源在企業之間、地區和部門之間的配置政府參與太多，這就越位了。但不到位的地方也很多，比如說提供好的制度環境，提供法治環境，盡力保證分配上的公正；再比如說向全社會提供準確的、全面的宏觀經濟信息。這些都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現在政府做得很不夠。

　　那麼，再看從80年代中期到現在的發展，我認為政府工作的某些方面應當加強，比如我剛才提到的，新一屆政府制定了一個建設法治政府的綱領。十五次代表大會提出，十六次代表大會進一步強調要建立法治國家，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在這些方面加強政府的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而不是政府愈小愈好。

本文摘自《呼喚法治的市場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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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的兩種前途嚴峻地擺在我們的面前：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貴資本主義即官僚資本主義的道路。在這兩條道路的交戰中，後者的來勢咄咄逼人。本書收錄了世紀之交以來作者的五十餘篇文章，這些文章從理論和政策層面分析了當前社會病害的制度根源，指出權貴資本主義的危險，呼籲切實推進改革，建立公正法治的市場經濟制度，對於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和政治體制的捍衛者提出的一些重大問題，作者也做出了回答和辨析，希望與正在嚴肅思考中國的前途與未來的人們共同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