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能只靠過去的經驗判斷(1)

    雖然證明行為在我們的習慣和傳統智慧中根深蒂固，但它是一種危險的錯誤。

    假設我告訴你，我有證據證明球星辛普森（20世紀90年代被控殺害妻子）不是罪犯。瞧，那天我和他一起吃早餐，他誰也沒殺。我是認真的，我沒有看到他殺任何人。這能夠證明他的無辜嗎？如果我這麼說，你一定會叫來救護車甚至警察，因為你可能會想，我在交易室度過了太多的時間，或者我在咖啡館坐得太久了，一直想這個黑天鵝問題，我的邏輯可能立即給社會帶來危險，所以我本人需要立即被關起來。

    如果我告訴你，我有一天在紐約的一處鐵軌上打了個盹兒卻沒有被軋死，你可能會有同樣的反應。我會說，嗨，看看我，我還活著，這就證明躺在鐵軌上是沒有危險的。但想一想，再看一下第四章的圖4?。某個人觀察了火雞前1000天的生活（但沒有看到第1001天令人震驚的事件），他會對你說，而且說的是對的，沒有證據表明會發生大事，即黑天鵝事件。但是，你會把這一說法理解為證據表明黑天鵝事件不會發生，尤其在你不仔細考慮的時候。這兩種說法之間的邏輯差距實際上是非常大的，但在你的思維里顯得很小，所以二者可以相互替代。從現在起10天後，即使你還記得第一種說法，你的印象中也很有可能是第二種說法，不確切的說法，即證據表明沒有黑天鵝現象。我把這種混淆稱為回路錯誤（round-tripfallacy），因為兩種說法是不可互換的。

    把這兩種說法相混淆犯了一個很小很小（但至關重要）的邏輯錯誤，但我們對微小的邏輯錯誤是沒有免疫力的，教授和思想家也好不到哪里（複雜的方程式似乎無法與清晰的思維和諧共存）。除非我們的註意力非常集中，否則我們很可能無意識地簡化問題，因為我們的思維在我們無意識的情況下習慣這麼做。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更深入地探讨。

    “我從未想說保守主義者通常很愚蠢，我想說的是愚蠢的人通常很保守。”約翰•斯圖亞特•米爾（JohnStuartMill）曾抱怨說。這個問題由來已久：如果你告訴人們成功的秘訣並不總是技能，他們會以為你在說這不是靠技能，而是靠運氣。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運用的推理機制不適用於複雜的環境，當一句話的措辞稍做修改時，其語義會發生很大變化。想一想，在原始環境里，“大部分殺手是野生動物”與“大部分野生動物是殺手”這兩種說法之間的差異是沒什麼影響的。雖然混淆二者是一個錯誤，但幾乎沒什麼影響。我們的統計直覺還沒有發展出認為二者差異很大的思維習慣。

    領域特殊性

    無法自動把知識從一種情況轉化為另一種情況，或者從理論轉化為實際的狀態，是人類本性中令人困擾的特性。讓我們稱它為行為反應的“領域特殊性”。領域特殊性的意思是，我們的行為反應、思維模式和直覺取決於事物的背景，進化心理學家稱之為事物或事件的“領域”。教室是一種領域，生活也是。我們對一則信息的反應不是根據它的邏輯特性，而是根據它的環境，以及它在我們的社會情緒系統中的位置。在教室中以某種角度理解的邏輯問題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受到不同的對待。實際上，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確實受到了不同對待。

    知識即使是準確的，也不總是產生適當的行為，因為我們習慣忘記我們所知道的，或者忘記如何正確對待知識，即使我們是專家。讀者已經看到了，統計學家習慣把腦子留在教室里，一旦他們來到大街上，就會犯最微小的推斷錯誤。1971年，心理學家丹尼•卡尼曼（Danny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Tversky）不斷向統計學教授提出不像統計學問題的統計學問題。其中有一個類似下面的問題（為了表述清楚，我改變了原題）：假設你生活的城市有兩家醫院，一家大，一家小。某一天，其中一家醫院出生的嬰兒中60%是男孩。這有可能是哪家醫院？許多統計學家的回答（在閑談中）相當於犯了選擇大醫院的錯誤，而實際上統計學的基础就是大樣本更為穩定，對長期平均值（在這個例子里是每種性別各50%的比例）的偏離比小樣本更小。這些統計學家連自己的考試都會不及格。在我做數理專家的日子里，我遇見過數百次忘記自己是統計學家的統計學家犯這類嚴重錯誤。

    再看一個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犯可笑的領域特殊性錯誤的例子。讓我們來到豪華的紐約銳步體育俱樂部，看一看多少人乘手扶電梯上了幾層樓之後，徑直奔往台階式健身器。

    我們在推斷和行為反應上的領域特殊性表現是雙向的：有些問題我們能夠在實際應用中理解，卻不能在課本中理解；有些問題我們更容易從課本中理解，卻不能在實際應用中理解。人們能夠不費力地在社會環境下解決一個問題，但在它以抽象的邏輯問題形式出現時不知所措。我們習慣在不同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思維機制，或者模塊：我們的大腦缺少一台全能中央計算機，對所有可能的情況制定和應用同樣的邏輯規則。

    我已經說過，我們可能在現實中而不是在教室中犯邏輯錯誤。這種不對稱在對癌症的診斷中得到最佳體現。我們看一看那些為病人檢查癌症徵兆的醫生，檢查一般在病人想知道他們是已痊愈還是會“复發”的時候做。（實際上，复發是一種錯誤的說法，它只是表明治療並沒有殺死全部癌細胞，而那些未被發現的壞細胞開始以失控的方式增長。）在現有技術狀況下，不可能對病人的每一個細胞進行檢查來確定它們是否都是正常的，所以醫生通過盡量精確地掃描病人的身體來選取樣本，然後對沒有檢查的部分做出假設。在一次常規癌症檢查之後，醫生對我說：“別擔心，我們有證據表明你已經痊愈了。”這讓我大吃一驚。“為什麼？”我問。回答是：“證據顯示沒有癌症。”“你怎麼知道？”我問。他回答：“掃描的結果是陰性。”他居然到處說自己是醫生！

本文摘自《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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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