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不能只靠過去的經驗判斷(2)

    醫學上有一個首字母縮寫詞語NED，意思是無疾病徵兆（NoEvidenceofDisease），但並不存在一個END可以證明無疾病（EvidenceofNoDisease）。我與許多醫生讨論這一問題的經驗證明，即使是那些發表研究論文的醫生，都有許多犯了回路錯誤。

    20世紀60年代，傲慢的醫生把母乳看做某種低級的東西，似乎他們能夠在實驗室里複製，卻沒有認識到母乳可能包含超過他們科學理解能力的有用成分，他們只不過是混淆了“無證據表明母乳的優勢”與“證據表明母乳無優勢”。（這是又一種柏拉圖化的行為，認為當我們能夠使用奶瓶時，採用母乳喂養是“毫無道理的”。）許多人為這種無知的推理付出代價：那些嬰兒時期沒有得到母乳喂養的人面臨更高的健康問題風險，包括更可能罹患某些癌症，因為在母乳中一定還有一些我們沒有找到的營養成分。而且，採用母乳喂養的母親們獲得的好處也被忽視了，比如降低了患乳腺癌的風險。

    扁桃體問題也是一樣：切除扁桃體可能導致更高的喉癌風險，但數十年來，醫生們從不懷疑這一“無用”的器官可能有著他們沒有發現的功能。還有水果和蔬菜中發現的膳食纖維，20世紀60年代的醫生認為這些膳食纖維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沒有發現食用這種纖維的必要性，於是他們導致了一代人的營養不良。最後人們發現，纖維能夠延緩糖類在血液中的吸收，還能清掃腸道癌症前期細胞。實際上，由於這類簡單的推理混淆錯誤，醫學在歷史上造成了大量災難。

    我並不是說醫生不應該有他們的信念，只是應該避免某些固定的、封閉的信念。醫學在進步，但許多其他類型的知識沒有改善。

    證據

    由於一種我稱為無知經驗主義的思維方式，我們天生習慣於尋找能夠證明我們的理論以及我們對世界的理解的例子，這些例子總是很容易找到。唉，有了工具和傻子，任何東西都是容易找到的。你可以把能證實你的理論的過去的事例當做證據。例如，一名外交官會向你展示他的“成就”，而不是他沒能做到的事。數學家會努力讓你相信他們的科學對社會有用，方法是指出那些起作用的事例，而不是白費時間的事例，或者更糟的情況—那些由於高雅的數學理論的非經驗特性而給社會造成嚴重成本浪費的數不清的數學應用事例。

    即使在檢驗一項假設時，我們也習慣於尋找證明假設正確的事例。當然，我們很容易找到證據—我們只需要去找，或者讓研究者為我們找。我可以為任何事情找到證據，正如富有經驗的倫敦出租車司機能夠找到擁堵的地方以增加車費一樣。

    有人更進一步給了我一些我們成功預測事件的例子。確實有一些，比如登入月球和21世紀的經濟增長率。人們還能夠找到本書觀點的許多“反證據”，最好的例子就是報紙非常擅長預測電影和劇院的演出時間表。瞧，我昨天預測太陽今天會升起，而它真的升起了！

    消極經驗主義

    不過，有辦法解決這種無知的經驗主義。我的意思是，一系列證實性事實未必是證據。看見白天鵝不能證明黑天鵝不存在。但有一個例外：我知道什麼論點是錯的，但不一定知道什麼論點是正確的。如果我看見一只黑天鵝，我可以確定並非所有天鵝都是白的！如果我看見有人殺人，我可以非常肯定他是罪犯。如果我沒有看見他殺人，我不能肯定他是無辜的。同樣的道理適用於癌症檢查：發現一處惡性腫瘤證明你有癌症，但沒有發現腫瘤不能讓你得出沒有癌症的確定結論。

    我們可以通過負面例子而不是正面證據接近真相！對觀察到的事實制定通用法則是具有誤導性的。與傳統智慧相反，我們的知識並不能通過一系列證實性的觀察結果得到增加，就像火雞的例子一樣。但有一些事情我持懷疑態度，另一些事情我卻可以確定。這使得觀察結果具有不對稱性。實際情況並不比這更複雜。

    這種不對稱性具有很強的實際性。它告訴我們不必成為彻底的懷疑主義者，只需要成為半懷疑主義者。實際生活的微妙之處在於，在決策時，你只需要對事情的一個方面感興趣：如果你需要確定病人是否有癌症，而不是他是否健康，你可以滿足於否定性推理，因為它能夠向你提供你所需要的確定信息。所以，我們能夠從數據獲得許多信息，但不像我們期望的那樣多。有時大量信息會變得毫無意義，而少量信息卻具有非凡的意義。確實，1000天並不能證明你是正確的，但1天就能證明你是錯誤的。

    提出這種單邊半懷疑主義觀點的是卡爾•波普爾（KarlPopper）。在我寫下這些文字時，他的一幅黑白照片就挂在我書房的牆上。這是我在慕尼黑從散文家約恒•韋格納（JochenWegner）那里得到的禮物，同我一樣，韋格納也認為波普爾是現代哲學家中“代表一切”的人物—嗯，幾乎代表了一切。他的著作是為我們寫的，不是為其他哲學家寫的。“我們”是指現實決策者，他們相信自己受不確定性制約，並且認為弄懂如何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採取行動是人類最高和最緊迫的事業。

    波普爾針對這種不對稱性提出了一項重大理論，其基础是一種叫做“證僞”的方法（證明某事為錯誤），旨在區分科學與僞科學。人們立即開始針對這種方法爭論不休，盡管它並不是波普爾思想最有趣和最具原創性的部分。這種關於知識不對稱性的思想非常受實踐者的喜愛，因為他們對它的感受很明顯，它就體現在他們的工作方法中。哲學家查爾斯•桑德斯•皮爾斯（CharlesSandersPeirce）像有些藝術家一樣，在死後才獲得敬重。

    當然，“證僞”，也就是確定地指出某事是錯的沒那麼容易。測試方法的缺陷可能導致錯誤的“錯誤”結論。發現癌細胞的醫生可能使用了有缺陷的儀器，導致視覺錯誤，或者他可能是一個僞裝成醫生的使用鐘形曲線的經濟學家。目擊犯罪的證人可能是喝醉了。但事實仍然是，你知道某事是錯的比你知道某事是正確的有更大的信心。並非所有信息都有同等的重要性。

    波普爾引入了猜想和反驳的方法，具體是這樣的：提出一個（大膽的）猜想，並開始尋找證明猜想錯誤的事例。這是除尋找證實性事例之外的另一種方法。如果你覺得這很容易，你會失望，只有很少的人天生有能力做這件事。我承認我不屬於其中之一，我並非天生有這種能力。

    數到3

    有見識的科學家已經研究了我們尋找證據的天生習慣，他們把這種易於犯證明錯誤的傾向稱為“證實偏差”。你可以直接檢驗某個規律，著眼於該規律奏效的事例，也可以間接證明，著眼於它不奏效的地方。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令人不安的事例在確定真相方面有力得多，但我們通常不知道這一特性。

本文摘自《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