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叙述謬誤(1)

    我拒絕原因的原因

    2004年秋天，我在羅馬參加了一個關於美學與科學的會議。羅馬大概是舉辦這種會議的最佳地點，因為美學滲入了那里的一切，包括人們的舉止和聲調。午餐時，意大利南部一所大學的一位著名教授非常熱情地跟我打招呼。那天早上我聽了他飽含激情的演講。他如此具有感染力，如此自信，又如此有說服力，雖然我聽不太懂他在說什麼，但我完全同意他說的一切。他在演講的時候，甚至一度被怒氣漲紅了臉，這使我（以及所有聽衆）確信他完全是正確的。

    他在午餐上祝賀我指出了那些更多存在於人類頭腦而不是現實中的因果關係鏈條的實際作用。他著重談到我的前一本關於隨機性的書，它描述了憤怒的交易員對人們對生活和市場中的運氣視而不見的反應。我很幸運，我的翻譯者對這個問題似乎比我知道的還多，這本書在意大利學者中獲得了小小的追捧。“我對你的觀點很著迷。那些觀點實際上也是我的觀點，你寫了一本我（幾乎）打算寫的書，”他說，“你很幸運。你的寫作方式很全面，描述了不確定性對社會的影響，以及人們對因果關係的過度相信。你指出了我們習慣上的解釋行為是多麼愚蠢。”

    我們喜歡故事，喜歡總結，喜歡簡化，也就是減少事情的影響因素。我們在本書的這一部分首先要讨論的人類本性問題，即如上所述的問題，我稱之為“叙述謬誤”。（實際上是一種欺騙，但為了禮貌起見，我稱之為謬誤。）之所以出現這種謬誤，是因為我們習慣過度解釋，偏好簡潔的故事，而不是原始真相。它嚴重扭曲了我們對世界的思維反應，在稀有事件上尤為嚴重。

    請註意，我博學的意大利學者朋友非常贊同我對過度解釋和過度相信事物的原因的反對，但對於我和我的工作，他卻無法不找出一個解釋、一個原因。他必須編造一個原因。而且，他沒有意識到自己陷入了因果圈套，我自己也沒有立即意識到。

    叙述謬誤指的是我們無法在不編造理由或者強加一種邏輯關係的情況下觀察一系列事實。對事實的解釋會與事實混在一起，使事實變得更容易被記住，更符合道理。這種傾向的壞處在於它使我們以為對事物有了更好的理解。

    與前一章一樣，本章只讨論一個問題，但這是一個看上去屬於不同領域的問題。叙述的問題，雖然其某個方面已經被心理學家研究得非常多，但並不是只與“心理學”有關。學科的劃分隐藏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叙述問題是一個更為一般化的信息問題。叙述行為來自一種根深蒂固的簡化事物複雜性的生物需要，機器人也會有同樣的簡化過程。信息需要簡化。

    為了說明讀者找到問題所在，在前一章讨論歸納問題時，我們研究了從已知信息中推測出的未觀察到的事物，即在我們的信息集以外的事物。現在，我們讨論已觀察到的事物，即在我們的信息集以內的事物，並探讨信息處理過程中的扭曲。對於這個問題，有很多方面可說，但我選取的角度是我們反映世界時的叙述簡化問題，以及它對我們對於黑天鵝現象和極端不確定性的理解的影響。

    柯爾莫哥洛夫的理論

    我們的叙述謬誤還有一個更為深刻的原因，而且它不是心理學上的。它與信息在系統中的存儲和提取的順序有關，鑒於我對概率和信息理論核心問題的考慮，它很值得在這里探讨。

    第一個問題是信息的獲得是有代價的。

    第二個問題是信息的儲存也是有代價的，就像紐約的房地產一樣。文字或符號表述得越有條理，越不具隨機性，越符合一定模式，這種表述就越容易在大腦中儲存或者寫在一本書里，好讓你的後人在某一天讀到。

    最後，信息的處理和提取是有代價的。

    人有許多腦細胞—1000億，閣樓很大，因此困難大概不在於存儲空間受到限制，而在於索引。你的意識，或者說被調動的記憶，你用來閱讀這些文字並弄明白其含義的那一部分大腦比整個閣樓小得多。想一想，你的被調動的記憶甚至難以記住一個多於7位數的電話號碼。換一種比喻，想想你的意識是國會圖書館里的一張桌子，不論圖書館里有多少你可以調閱的書，桌子的大小都限制了調閱的能力。壓縮對意識的正常工作至關重要。

    假設一堆文字構成了一部500頁的書。如果這些文字完全是隨機的，是以一種完全難以預料的方式從字典里挑選的，你就不可能在不損失這本書的某些重要部分的情況下總結或提煉這本書的內容。要想傳遞一則由隨機的10萬字組成的信息，你還是需要10萬字。現在假設相反的情況，有一本完全由下面這個句子每頁重複10遍構成的500頁的書：“某公司董事會主席是一個幸運的家伙，他恰好在正確的時間處於正確的位置，聲稱對公司的成功做出了貢獻，卻絕口不提運氣。”我們可以精確地把整本書（從10萬字）壓縮為上述這句話，從而完全不失真地提煉這本書。由於找到了模式，找到一系列事物的邏輯，你再也不需要記住所有事情。你只需要保存這一模式。而且我們可以看到，模式明顯比原始信息簡潔得多。你讀這本書，就可以發現一條規律。根據這一邏輯，偉大的概率論大師安德烈•尼古拉耶維奇•柯爾莫哥洛夫（AndreyNikolayevichKolmogorov）定義了隨機性的程度，它被稱為“柯爾莫哥洛夫複雜性”。

    作為靈長類中的人類，我們十分渴求規律，因為我們需要把事物簡化，好讓它們進入我們的頭腦，或者說好把它們擠進我們的頭腦。信息越具有隨機性，事物就越複雜，因而越難以概括。你越概括，讓事物越有條理，隨機性就越低。因此，正是我們的簡化行為使我們以為世界的隨機性比實際上小。

    而黑天鵝現象是我們不去簡化的事物。

    藝術與科學都是我們簡化，使之具有條理的產物。想一想你週圍的世界，它承載著上萬億的細節。試著描述它，你會發現自己試圖把某種條理註入所描述的事物中。小說、故事、神話、傳說都有同樣的功能，它們使我們遠離世界的複雜和變化無常。神話在無秩序的人類認知和人類認識到的“混亂經驗”中植入了秩序。

    實際上，許多嚴重的心理失常都伴隨著對環境失控的感覺，即無法為環境找到合理的原因。

    柏拉圖化再一次影響了我們。有趣的是，科學中也存在對秩序的同樣追求，只不過與藝術不同，科學（聲稱的）目的是找到真理，而不是讓你感到有秩序或情緒好轉。我們習慣把知識當療法。

    死去的更好方式

    為了了解叙述的力量，讀一讀這句話：“國王死了，王後也死了。”同“國王死了，接著王後死於悲傷”比較一下。小說家E•M•福斯特（E.M.Forster）所做的這個練習說明了信息的簡單羅列與情節的差別。但請註意一個關鍵：雖然我們在第二句話中增加了信息，但實際上減少了整體複雜性。第二句話讀起來更為輕鬆和易於記住，因為我們只剩下一條信息，而不是兩條。由於我們能夠更不費力地記住它，也就可以把它告訴別人，或者說，把它作為一則打包的信息賣出去。簡言之，這就是叙述的定義和功能。

    叙述能夠導致對可能性的錯誤估計，為了看清這一點，我們可以做下面這個實驗。讓一個人看一部寫得很好的偵探小說，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說，裡面有許多人物，他們看上去都可能有罪。現在問你的受試者每個人物是兇手的可能性。除非受試者寫下每個人以百分比表示的可能性並進行精確計算，否則所有人的百分比加起來很有可能超過100%（如果是一部好的小說，甚至超過200%）。偵探小說的作者越高明，加總數字越大。

本文摘自《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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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天鵝事件：不可預測的重大事件。它罕有發生，但一旦出現，就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幾乎一切重要的事情都逃不過黑天鵝的影響，而現代世界正是被黑天鵝所左右。認識黑天鵝，才能更深刻地認識世界的複雜性，並從不可預知的未來中獲益。在發現澳大利亞的黑天鵝之前，歐洲人認為天鵝都是白色的，“黑天鵝”曾經是他們言談與寫作中的慣用語，用來指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這個不可動搖的信念隨著第一只黑天鵝的出現而崩潰。黑天鵝的存在寓示著不可預測的重大稀有事件，它在意料之外，卻又改變一切，但人們總是對它視而不見，並習慣於以自己有限的生活經驗和不堪一擊的信念來解釋這些意料之外的重大沖擊，最終被現實擊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