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爾要不要改制？(2)

　　更離奇的是另一位經濟學家左大培的邏輯，他在流傳甚廣的《致張瑞敏的公開信》中說：“20年來，我們始終把青島海爾當成市場經濟中公有制企業成功經營的典型。我們用不著讨論青島海爾到底是國有企業還是集體企業，因為無論海爾是國有企業還是集體企業，它都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企業。在市場經濟20年之久的風雨波濤中，青島海爾能夠從一個殘破的小工廠成長為國際級的巨型企業，證明了公有制企業在市場經濟中有足夠的生命力，也為公有制企業在市場經濟中的經營管理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青島海爾能夠從一個殘破的小工廠成長為國際級的巨型企業到底證明了什麼？它證明了只有抓住改革機遇，抛棄“二國營”模式與管理體制，沖破“一大二公”的產權制度的束縛，以明晰產權為重點，推進體制創新，才能獲得迅速發展；它證明了海爾集團的資產來源不是靠什麼“皇恩浩蕩”，而是靠以張瑞敏為首的海爾管理者和海爾員工的人力資本貢獻；它證明了企業家的意願、想象、創造性和堅持不懈的恒心，才是中國最寶貴的財富。集體所有制本來只能“與農業、手工業、商業、服務業和某些工業部門中社會化程度較低的生產和經營活動相適應”，以這樣一種落後脆弱的產權模式，海爾卻取得了今日可圈可點的成就，除了張瑞敏傑出的企業家才能之外，我們還應當欽佩他“在沙漠里跋涉，找到綠洲也不敢留戀”的獻身精神。

　　可是，難道獻身精神就必須排斥清楚的權利嗎？為什麼不能夠承認人力資本的合法產權？在中國，對於相當一部分集體企業而言，改制還是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辦不好沒人管你，辦好了就有人卡著你甚至伸手“摘桃子”。集體企業改革改制的具體政策指導和法律支援長期付之阙如，既沒有現成的規矩可循，也沒有任何經驗可資參照，在這種情況下，何不允許海爾大膽改革和創新？如果海爾能夠正確處理好企業員工、經營者骨幹及其與地方政府幾方面之間的關係，在改制實踐中摸索出界定產權的辦法，從而奠定自己百年老店的基础，於國於民豈不是都是件天大的好事，也完全符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強調的“以明晰產權為重點深化集體企業改革”的方向。

　　但對於這樣的好事，硬是有人要把它描得一團漆黑，抹黑的很多人都頂著“學者”、“專家”的吓人頭銜，並聲稱自己註重研究的“科學性”，實事求是、憑數字說話，但他們的批評既無證據，分析也異乎常人的邏輯，以至於我不得不相信週其仁先生的一個判斷：“多數知識分子甚至包括很多經濟學家，並不知道市場是怎麼回事，並不知道企業是怎麼回事。”無知還並不怎樣可怕，可怕的是用無知羅織罪名，控訴張瑞敏“堂而皇之地把自己領導的公有制企業變為由個人控股的私有企業”。而且，一場本來可以是充滿建設性的關於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爭論，卻被人活生生弄出了階級鬥爭的味道。這些人難道真的不明白，在私有產權脆弱、大量產權不清晰的現時代，他們隨意安放的罪名，足以置那些為中國社會創造了大量財富的企業家於死地，足以摧垮在貧瘠的市場經濟土壤上頑強長大、狙擊了跨國公司對中國的全面接收的優秀本土企業？

　　言論自由是社會良好秩序的基础，不論是誰當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奇特邏輯發言，但一個健康的社會要有一個健康的導向。以情緒化的東西要求結果的公平，而無視企業家創造的價值，最後創造價值和不創造價值都能獲得同樣的回報，這對整個社會而言都是極大的損害。在一個具有現代法治精神的社會，人人平等從來只有兩個層面上的含義，一是政治參與的平等，二是人格尊嚴的平等，而絕不意味著經濟結果的平等。對企業來說，只有按照一種合理的有效率的產權契約關係進行配置，才能在市場中生存並獲得發展，個人的財富也才能夠增值。鼓吹財產分配應該大家有份，殊不知，如果真的這樣瓜分了企業財產，那麼最後就只有集體喝西北風了。

本文摘自《“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學習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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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先生，堪稱“中國企業界的傑克R26;韋爾奇”。20餘年來他領導下的海爾集團以不懈實踐，撰寫了一部中國式的管理教科書，奉獻了獨一無二的、以張瑞敏為核心、以創新為基石的海爾管理模式，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典範，也成為中國企業“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學習樣本。
　　知名管理學者胡泳，作為海爾研究權威專家，在這本最新力作中，客觀記錄了作為本土化管理的先行者，海爾集團如何展開一場可能是中國企業歷史上規模最大、內涵最深的企業再造運動，全面總結回顧了海爾對企業全球化、產權改制、治療“大企業病”等諸多難題的探求，分析探讨了以海爾為代表的中國企業面對全球化挑戰這個新高度的變革路徑，獨家披露了張瑞敏“在沒有道路的地方開出道路”的前瞻思索和曲折心路，並詳盡解讀了外界對海爾和張瑞敏衆多非議背後的是非曲直。海爾的寶貴經驗將超越海爾，為所有奮進中的中國企業所重視和借鑒。
　　這是一部中國本土企業管理革命的“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