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海爾要不要改制？(1)

　　既然在海爾集團的身份問題上，沒有數據表明國有資本在海爾的資本構成中占控股成分，那麼，海爾今天的龐大資產到底該怎麼界定呢？張瑞敏說：“在所有的資產裡面，除了那些進入的外資或者是與國內企業的合作包含別人的資產，也除了上市公司公衆那一部分之外，剩下的都是集體資產。”

　　按照《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規定，集體企業的公共積累，歸本企業勞動群衆集體所有，也就是說海爾這麼多年來積累形成的巨額無形、有形資產的所有權很難具體量化到個人。張瑞敏也承認，海爾的集體財產從理論上來說跟現在海爾的員工沒有多大關係。在這種情況下，海爾想卸下大集體所有制的歷史包袱，界定存量資產，這是不是就變成了“侵吞大集體資產”？

　　我們先從集體所有制的現狀說起。過去10多年，集體經濟呈現出萎縮趨勢：淨資產總額、職工人數和企業數減少，增長速度下降，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逐年降低；集體企業職工的生活十分窘迫，全國城鎮在崗職工年平均工資和離崗職工年平均生活費都大大低於平均水平，並且，由於缺乏政策支援，集體企業的下崗職工無法像國有企業下崗職工那樣得到基本生活保障和失業救助，不少人成為城鎮居民中的特困群體；社會上沒有多少人關註集體經濟，研究集體經濟早已不是“顯學”，迄今為止，也沒有一個統籌研究、指導、協調集體企業改革的部門；《城鎮集體所有制企業條例》出台10年有餘，再沒有任何新的或者補充性的法律法規文件問世，而這部舊有的法律已嚴重地不能適應現有集體經濟改革的需要，甚至成為這一改革的桎梏和制度障礙。

　　長期研究集體經濟的學者唐宗焜說：“在市場競爭中，集體經濟實際上處於被兩面夾攻的境地。一方面，它得不到政府對國有企業解困那樣的高度關懷；另一方面，它又缺乏股份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那樣的靈活機制。”

　　原國家輕工業局局長、中華全國手工業合作總社主任陳士能一針見血地指出，集體企業的病是“二國營體制”帶來的。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對集體企業參照國有企業管理，任命廠長，調動資產，集體企業的人、財、物、供、產、銷都納入國家計劃統一安排，勞動者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權和勞動要素參與分配的自主權。在“左”的思想影響下，集體經濟被界定為“勞動者放棄個人所有權”的經濟形式，實際上是國家以行政手段取消勞動者個人產權。在集體企業中，財產“歸大堆”，職工端起“鐵飯碗”，吃上“大鍋飯”，企業也失去了獨立經營的自主權，成了政府的附屬物。

　　集體經濟在這樣走過一條曲折的道路之後，企業的產權主體模糊，沒有落實到人；政企合一，凡事都是由上級說了算；產權組成封閉，影響外來股東的進入；治理結構中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缺乏界定，也沒有約束制衡機制。作為計劃經濟的產物，集體企業根本不適應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是依靠市場來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而資源的最佳配置只有通過產權自由流動、自由交易才能完成。集體企業的產權不明，無法進行交換，無法進入最佳配置的過程，所以它註定要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

　　無論是從提高企業競爭力和經濟效率，還是從維護集體勞動者的財產權利著想，集體企業都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在海爾告訴郎鹹平自己並不是國有企業這個常識之後，郎鹹平隨後的兩條反驳理由近乎強詞奪理，這其實都恰恰從反面論證了海爾不得不改的道理。

　　第一，所謂“海爾將資產從青島市向內部員工持股會轉移”根本就是子虛烏有，因為海爾沒有國有資產，又何談國有資產的轉移？而且，集體所有制企業按其定義權益屬於企業全體成員集體所有。雖說集體所有制是公有制經濟的兩種組成部分之一，但是，把集體企業辦成職工自己的企業、還勞動者以實實在在的產權不正是集體所有制的題中應有之義嗎？第二，所謂“張瑞敏是國家幹部並非集體企業創始人”，這正是“二國營體制”下的必然產物：政府不是老闆，卻有權力向企業調任管理者，然後政府就變成了老闆；勞動者失去了對企業的控制權，企業失去了獨立經營的自主權，這種“左”的體制不變待如何！

　　郎鹹平否認張瑞敏是海爾的創始人，甚至抨擊張瑞敏“保姆變主人”——他本來好比一個家庭的保姆，怎麼最後做著做著就成為主人了？這個比喻很取巧，很容易激起樸素的民憤，但可惜的是，它離真實相差太遠。柳傳志說得好：“原來什麼都沒有、一個房間全是洞的家，他們自己建設，把它弄好了，這個含義跟保姆完全不同。如果這麼比喻，就會影響很多人工作的積極性。”

本文摘自《“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學習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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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先生，堪稱“中國企業界的傑克R26;韋爾奇”。20餘年來他領導下的海爾集團以不懈實踐，撰寫了一部中國式的管理教科書，奉獻了獨一無二的、以張瑞敏為核心、以創新為基石的海爾管理模式，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典範，也成為中國企業“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學習樣本。
　　知名管理學者胡泳，作為海爾研究權威專家，在這本最新力作中，客觀記錄了作為本土化管理的先行者，海爾集團如何展開一場可能是中國企業歷史上規模最大、內涵最深的企業再造運動，全面總結回顧了海爾對企業全球化、產權改制、治療“大企業病”等諸多難題的探求，分析探讨了以海爾為代表的中國企業面對全球化挑戰這個新高度的變革路徑，獨家披露了張瑞敏“在沒有道路的地方開出道路”的前瞻思索和曲折心路，並詳盡解讀了外界對海爾和張瑞敏衆多非議背後的是非曲直。海爾的寶貴經驗將超越海爾，為所有奮進中的中國企業所重視和借鑒。
　　這是一部中國本土企業管理革命的“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