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海爾是不是國有企業？(2)

　　海爾在20世紀80年代的時候，企業里只有三個電大畢業生，那時大學畢業生都想到政府部門、科研單位、國有企業工作，集體所有制企業一個也招不進來。實際上，連張瑞敏都是被迫赴任的，因為連換三任廠長企業不見絲毫起色，張瑞敏作為青島市家電公司副經理責無旁貸。而他拉了當時為家電公司普通幹部的楊綿綿一起創業，原因也非常簡單，就是覺得她與別人不同，在她的同齡人上班時間買菜、織毛衣、洗衣服的時候，她在認真地讀書學習。這就是海爾的原始起點，中國一流的跨國公司原來脫胎於一個風雨飄搖的集體所有制的小企業。

　　海爾後來發展大了，人們自然地把它當作一個大型國有企業。搞國有企業改革的成就展要海爾參加，海爾說自己不符合標準，有關部門會說你不用太在意這個，不是因為你是國有企業才讓你參加，你做大了不參加，會顯得不好看。有時地方上統計國有企業數據也會把海爾統計進去，因為缺少這一塊的話就顯得太小。這種狀況可能導致海爾這家集體企業染上了非常濃厚的政府色彩。事雖如此，張瑞敏說：“海爾的性質清楚到不能再清楚了，來龍去脈都很清楚。所以，我們就沒有對有關爭論做什麼回答。也許有的人就是別有用心。他們很清楚這段歷史，故意地這麼來說。然後你再去一爭辯，就變成一種炒作了。所以，隨便他們去說吧。”

　　當然，在海爾的發展過程中，享受到了許多“國有企業待遇”，比如說以劃拨形式兼並企業，獲得技改貼息政策等。海爾“沾上”國有企業的邊為其擴張帶來的好處，其實也毋庸否認。例如，青島市本著引導優良資產、優勢資源向優秀經營者集聚的想法，20世紀90年代初把紅星洗衣機、得貝冰櫃、青空空調劃給海爾，這些都為張瑞敏搭起更大的舞台，也將海爾推上新的台階。但是，政府把很多資產並給海爾，難道就只是海爾搭政府的便車，而沒有政府搭海爾的便車之嫌嗎？這三家企業也並非國有企業，都是集體企業。而且，如同經濟學家夏業良所說，“要死的孩子別人救活了，已經是人家的了，就別舍不得”，不能因此模糊海爾的身份。

　　那麼，為什麼在青島市國資委履行出資人職責實施監管的27家市直企業名單中，海爾集團公司會赫然在列呢？問題顯然出在青島市國資委一方。青島市國資委有關人士曾對記者說，“青島國資委剛剛成立，將資產總額在2億元以上、淨資產達到5000萬元的國有（集體）企業都列入首批監管名單”，其實這個括號是後來加上去的，而且青島市國資委在輿論上出現對它監管越位的質疑後，又重新確認了海爾只是家集體企業。青島市國資委在這個問題上的反复，讓人不得不生疑窦：最開始它把海爾列入監管名單，是不是同郎鹹平風波有直接的關係？

　　不管青島市國資委的出發點是什麼，由它來監管集體企業海爾集團絕非師出有名。“監管”這個詞對國有獨資和國有控股企業來說可以使用，但是對集體企業來說是不合適的。政府根本就不是海爾的投資方，集體企業的性質，也決定了政府不能任意無償調拨集體經濟的生產資料、勞動力、產品和資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對於企業最多是建議，“監管”從何談起呢？

　　實際上“監管”這個詞具有強烈的政府行為色彩，其後的法理依據是十分值得深究的問題。張瑞敏說：“我從來不認為誰不應該被監管。國有企業應該被監管，集體企業應該被監管，私營企業也應該被監管。但是，用什麼方式來監管？集體企業不能用國有企業的法規來監管。這是肯定的。你可以監管集體企業，但這應該是另外一套辦法。如果用對國有企業那套辦法來監管集體企業，不僅是沒有道理的，而且在某種程度上也是違法的。你根本就沒有法嘛。那你集體企業法呢？沒有。”

本文摘自《“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學習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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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爾集團首席執行官張瑞敏先生，堪稱“中國企業界的傑克R26;韋爾奇”。20餘年來他領導下的海爾集團以不懈實踐，撰寫了一部中國式的管理教科書，奉獻了獨一無二的、以張瑞敏為核心、以創新為基石的海爾管理模式，是改革開放30年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典範，也成為中國企業“從中國制造到中國創造”的學習樣本。
　　知名管理學者胡泳，作為海爾研究權威專家，在這本最新力作中，客觀記錄了作為本土化管理的先行者，海爾集團如何展開一場可能是中國企業歷史上規模最大、內涵最深的企業再造運動，全面總結回顧了海爾對企業全球化、產權改制、治療“大企業病”等諸多難題的探求，分析探讨了以海爾為代表的中國企業面對全球化挑戰這個新高度的變革路徑，獨家披露了張瑞敏“在沒有道路的地方開出道路”的前瞻思索和曲折心路，並詳盡解讀了外界對海爾和張瑞敏衆多非議背後的是非曲直。海爾的寶貴經驗將超越海爾，為所有奮進中的中國企業所重視和借鑒。
　　這是一部中國本土企業管理革命的“聖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