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不起錢的人就得死（4）

　　2000年，五大制藥公司同意通過談判降低他們的抗艾滋病藥物在非洲和亞洲的售價。2001年，主要的大公司宣佈，他們將以制造成本價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抗艾滋病藥物，大約是西方國家藥價的1/10。 默克公司一位名叫烏德沃森的高層主管說：“有一個條件，那就是加工過程將在當地進行，以防這些藥品重新出口到發達國家。”他補充說，發達國家的政府應該說明發展中國家建立醫療基础設施和藥品分銷體系。百時美施貴寶公司的麥克高德里克則說：“我們不打算在非洲的抗艾滋病藥物上獲取什麼利潤，我們的專利不會成為障礙。”

　　在印度的仿制藥品制造商帶來競爭之後，正常的市場力量開始推動西方制藥公司改變自己的定價。但是，這一轉變同時也是那些社會活動家推動的結果。抗艾滋病藥物的故事告訴我們，消費者和他們的支援者——例如無國界醫生組織、牛津饑荒救濟委員會等援助組織、宣傳團體，及新聞媒體——都可以推動市場的重建。如下的事實也許並不是巧合：那些積極改變市場規則的國家——巴西、南非、印度和泰國——都是民選政府，它們更容易受到公衆壓力的影響。

　　不過，在貧窮國家以成本價來銷售抗艾滋病藥物的解決辦法，不能套用到治療其他疾病的藥物上。在我們權衡解除專利保護的成本和收益時，抗艾滋病的藥物屬於一種很特殊的情況，因為這些藥品的發明是依靠有著巨大利潤的發達國家的市場所推動的。不論採用怎樣的定價政策，貧窮國家給治療艾滋病藥物提供的利潤都只能占制藥公司全球利潤的很小一部分，因此，雖然它們不足以彌補研究的巨大成本，卻不至於嚴重挫傷創新激勵。相反，對於那些沒有影響到發達國家的疾病而言，踐踏專利權對研發激會造成巨大的沖擊，其危害可能會超過全部收益。讓貧窮國家搭便車能實現潛在的收益，僅僅適用於那些已使發達國家卷入其中，並且有了能推動創新的美國和歐洲市場的疾病。而對於熱帶病，沒有專利就意味著沒有創新。免費獲得創新成果的做法將使我們一無所獲，因為根本就沒有創新。

　　對於那些治療只有在貧窮國家才有的疾病的藥物，需要在市場設計上做更深層的改革才行。要保證這些藥物的科學研究繼續下去，知識產權的保護是必需的。當然，我們或許能找到實施專利制度的其他途徑。怎樣才能產生激勵，以研究開發出對付貧窮國家疾病的新藥呢？在標準的專利體系之下，這些藥物不可能成功地開發出來，因為盡管有非常大的潛在社會價值，從中所掙取的經濟回報卻不足以彌補研發成本。

　　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正在領導一項研究，探索為貧窮國家提供藥品的可行辦法，他研究了各種各樣對現有專利系統的替代和補充辦法，都需要政府和國際組織採取相應的行動。例如，通過稅收優惠等辦法，給制藥公司的研發提供補貼，降低創新的成本，可以提高那些市場價值不高的藥品的贏利前景。然而，研發成本的多少很難監督，因此，對投入提供補貼不如根據產出來決定獎勵。平衡成本和收益的另一種方法是提高制藥公司的收入，政府或者國際機構可以保證，一旦某家公司研制成功了一種新藥，它們可以給該公司提供補貼，在市場銷售收入以外增加一定比例的投入。

　　由於貧窮國家的購買力有限，這種方法需要西歐和北美國家的政府以及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的大力資助。研發一項新藥需要2億~5億美元的成本，因此這些資金還需要大量的捐贈。

　　同時，全球藥品市場給我們展示出了市場最壞和最好的方面。為了驅動新藥的研發，市場激勵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設計市場的方法不止一種。市場設計的正確與否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任何市場都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時地重新設計。

　　於是，企業家和政府都需要扮演市場設計者的角色。接下來一章，我們將考察市場設計所必需的要素：市場良好運轉的基础。

本文摘自《一部市場的自然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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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中描寫了很多大大小小、形態各異的市場：從荷蘭的鮮花市場到紐約證券交易所，從亞馬遜網站到河內的街邊攤檔，從拍賣會到體育賽事轉播權競價等。作者寫作這部自然、生動的市場演進史的目的，就是為了帶領我們“重新發現市場”：市場是怎樣運作的，讓市場有效運行的因素是什麼？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在哪里，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市場對於個人、企業、國家乃至全球經濟而言，究竟有多重要？
　　在經歷了30多年持續快速的經濟增長之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舞台上舉足輕重的力量。中國建設市場經濟的實踐經驗表明，市場體制和市場經濟遠比人們以前所想的更富彈性，更具潛力，也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