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模式,迥異的命運

2014-03-07 13:34:44

    在新東方的第一個資金使用階段,即使已經知道英語培訓市場潛力巨大,但是由於民辦教育產權尚未清晰,俞敏洪的做法仍然傾向於保守和謹慎。為了求穩,他主要是採取“一個班搭一個班”的擴張模式,即最初沒有擴張資金就先做一個小班,等資金足夠了以後再開一個大班。由於英語培訓屬於短期培訓,俞敏洪可以通過租賃教室免除置辦固定資產所需的巨額費用,從而將有限的資金投入到學校規模的擴張上。

    這一做法的好處很明顯,雖然發展速度並不像某些民辦學校那麼快,但是新東方走得很穩健。在它十幾年的發展歷程中,雖然也有過資金緊張的時刻,但總體上來說並沒有到傷及根本的危急時刻。而縱觀在早幾年發展迅猛的南洋、雙月園、金山橋等民辦教育集團,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赫赫有名的南洋教育集團,曾是中國民辦教育的翹楚。其最輝煌之時,在內地擁有12所幼兒園至高中一貫制學校。2003年南洋教育集團總資產價值就已經達到了13億元人民幣,2004年被評為“中國民辦教育最佳品牌”。然而在2006年年初,紅極一時的南洋教育集團轟然崩潰了,在短短數月內,其在各地的10所15年制分校接連關閉,師生全部被分流。

    1994年,南洋教育集團在太原建立它的第一所南洋國際學校。此後幾年,南洋先後在大同、北京等地成立其國際學校。從1999年開始,南洋進入了快速、強勢擴張階段,幾乎以每年二至三所學校的裂變速度相繼建起了成都、青島、大連、昆明等地的南洋國際學校。至2000年,南洋已經形成了10校共同發展的格局,擁有2600多名教職工隊伍和1?6萬多名學生。

    民辦教育的發展一般都依靠自籌資金。如果是民辦中小學,一般都得投入幾個億。而南洋如此快速的發展,其所必需的巨額資金又從何而來呢?這就要提到一個叫“教育儲備金”的歷史產物。所謂的教育儲備金,是20世紀末曾被民營教育機構廣泛採用的一種“民間集資辦學”的融資方式。其內容是如果家長一次性交納一筆8萬元至20萬元不等的儲備金,此後就無須再繳納任何學費及伙食費等。待學生畢業之後,儲備金將全額不加利息如數返還家長。而收取的儲備金,則由學校主要用於開設新校,不斷擴大規模,構建規模效應和品牌效應。

    南洋教育集團創始人任靖玺曾在他寫於2004年的《萬言書》中說,“教育儲備金”是南洋為了獲得發展而被“逼”出來的一著棋路。因為民辦教育是很難獲得銀行貸款的,理由有兩個:一是按《擔保法》第九條、第三十七條規定:教育是公益事業,公益資產不能用於抵押貸款;二是當時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規定,教育投資人不能以營利為目的。2002年年底通過的《民辦教育促進法》第五十一條以“合理回報”解決了民辦教育的贏利問題,在2004年4月開始施行的《實施條例》中,又規定出資人“可以在每個會計年度結束時,從民辦學校的辦學結餘中按一定比例取得回報”。但是,這“一定比例”是多大,沒有明確規定,也很難操作。而1995年3月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二十五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以營利為目的舉辦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這條規定一直未作修改。因此,在金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夾縫中,南洋不得不另尋出路,通過吸納教育儲備金的方式獲得快速擴張。

    “教育儲備金”模式之所以能在20世紀90年代風行一時,與當時中國存款利率極高的大環境也有著很大的關係。教育儲備金即使只放在銀行里不動,也能有10%以上的利息可拿,足以維持學校的日常運行。更何況,教育儲備金的約定還款時間非常長,如果是從幼兒園到高中一貫制的學校,往往高達十年甚至更長。所以,假定宏觀金融環境、政策法規和生源數量沒有劇烈的波動,後債還前債的穩定性很高。當時,教育儲備金被民辦教育界當做“先進經驗”推廣全國。

    但世事難料,從1998年起,由於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內需嚴重不足,央行為了刺激內需而連續降息8次,鼓勵消費。這使民辦學校借收取儲備金變相高息攬儲的操作,成為高風險的泡沫。

    2005年入秋,南洋到期的各校教育儲備金無法兌現,從而引發全國南洋學校的擠兌——至當年年底,濟南、青島南洋學校停辦,大同、洛陽等校由各地政府接管,2006年,南洋集團由於儲備金問題崩盤。

    南洋集團之所以能異軍突起,乃是它突破一般民辦教育企業傳統的發展做法,從民辦教育的短闆——資金入手,通過教育儲備金不斷滾動投入,擴大規模,因此,其發展模式中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對資金鏈的巧妙處理。但是其頃刻間的崩盤,除了與它盲目擴張,發展速度過快致使其資金鏈條越繃越緊、風險也越來越大有關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於其資金操作方式雖然十分巧妙,卻恰恰算漏了大環境,也就是國家政策調控的巨大影響力。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繼南洋之後,前些年無比風光的雙月園、金山橋也以令人驚訝的速度垮掉。雙月園曾作為山東省首個獲得省級規範化稱號的民辦名校而聞名全國,其鼎盛時期,擁有在校生接近5000人,教職工780多人,2003年山東高考文科狀元郭小帆即出自該校。然而,它在2006年6月關閉了最後一所學校,垮掉的原因與南洋如出一轍,皆折戟於“教育儲備金”。時隔不到半年,擁有固定資產逾6億元、師生員工超萬人的江蘇金山橋教育集團也在衆人的扼腕聲中陷落。這所曾被稱作民辦教育“航母”的民辦學校,陷落原因據說是由於其盲目擴張導致資金鏈斷裂而瞬間崩潰的。

    就在這些學校倒閉的噩耗頻傳之時,創辦時間和它們相近的新東方開始了它向現代化企業、國際化企業邁進的徵程。2006年9月7日,新東方順利登入美國資本市場,並獲得了極大的追捧。這是兩種迥然不同的命運。於是,當記者就南洋、雙月園等民辦學校紛紛倒閉的現象採訪俞敏洪,詢問他的看法時,俞敏洪這樣說道:

    這些學校之所以垮掉有兩個原因:一是資金鏈問題;一是模式的問題。比如南洋採取的儲備金模式,學校收取學生高額儲備金,承諾學生畢業時返還,只收取利息用來辦學。這在早些年利息高達10%以上時的環境下還行。但後來國家降息,低到只有3個多百分點。學校就難以為繼,不得不動用學生的儲備金,最後出了問題。

    此番話雖有“事後諸葛”之嫌,但是俞敏洪有說這番話的資本,同時他也慶幸自己所堅持的“一個班搭一個班”的發展模式,慶幸自己當初選擇進入的是短期培訓,因而無法採用“教育儲備金”的擴張模式。故此,業界也有人稱俞敏洪是一員福將。

本文摘自《中國教父級CEO的創業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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