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軍長得像我(1)

　　文/張光奇

　　2007年12月24日，樊綱來到位於中國傳媒大學視聽中心的《 論道 》北京錄制現場。因為忙碌，樊綱顯得有點風尘仆仆，但依然神採飛揚。記者曾看過樊綱的照片，而眼前的樊綱要比照片上更加帥氣、儒雅。有工作人員和樊綱開玩笑：“都說您長得像朱軍。”樊綱笑答：“應該說朱軍像我。”

　　農場虧損的秘密

　　1969年，作為知青下鄉的樊綱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到了農場後，樊綱很快發現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樊綱所在的農場原來只有二十多個人，種地盈利；可是自從知青去了以後，去了一百來號人，“種同樣的地，開同樣的機器”，卻虧損了！不都說勞動創造價值嗎？按理說人多了，勞動也多了，不是應該創造更多的價值嗎？怎麼反倒虧損了呢？

　　樊綱說，更為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我們一年什麼都不幹，不種那點地，我們反倒虧損少了一點，只發點工資就完了。我們種了那麼多地，一年忙活到頭，反倒是虧損更多。所以就百思不得其解。”

　　帶著這種困惑，樊綱開始讀一些經濟方面的書，讀政治經濟學，樊綱終於在書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勞動力太多，成本高於產出，再加上價格的不合理，管理方面的問題，所有這些，決定了農場註定要虧損。現實與理論的結合，使得樊綱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書中的理論又促進了他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後來兵團改革，改變了原來的工資制，而實行工分制，樊綱也參與了讨論。這一切都為樊綱在經濟學方面的發展奠定了基础，樊綱的經濟學之路，就從這個小小的農場起步了。

　　另類的知青

　　農場的經歷讓樊綱真正知道了中國社會是什麼樣子。那時候的現實讓他惶恐、迷茫，當時樊綱的父親被劃為右派，因此不管他怎樣努力，無論是參軍還是推薦上學都沒有他的份，讓這個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就有著“唯有讀書高”思想烙印的青年不知何去何從。就在這個時候，郭沫若的《 創造十年 》和尼克鬆的《 六次危機 》，給黑暗中摸索的樊綱指引了奮鬥的方向。郭沫若的書讓他看到了另一種生活，一種豐富多彩的生活，看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年輕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熱情。“看到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態度，不是安於現狀，想去創造。”這無疑給迷茫中的樊綱帶來了一種激勵，一種向往。而尼克鬆的《 六次危機 》則讓他看到了一位美國總統一生的政治生涯，讓他去思考人生，思考如何抓住機遇，改變命運，改變生活。

　　這種醍醐灌頂般的啟示讓樊綱的思想迅速提升了一個境界。1975年，他作出了人生第一個重大決定。看不到出路的樊綱，決定換一種生活方式，他放棄了農場的工資公費醫療等待遇，到河北圍場當了一名普通的農民，那里的貧窮讓他再一次深刻認識了我們社會的落後。然而，這個另類的決定，卻真的改變了樊綱的一生。在那里，樊綱獲得了考大學的機會。

　　兩個月時間考大學

　　小學畢業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樊綱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他沒有上過初中，也沒有上過高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沒有真正上過學”。16歲，原本應該在學校讀書的年紀，樊綱就已經下鄉了。

　　1977年，高考恢復，樊綱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數學。而其他的文學、史學等等，就要歸功於這位書香門第的學子平日所看的“雜書”了。兩個月，樊綱考上了大學。

　　看到記者不可思議的表情，樊綱笑得雲淡風輕：“我們那時候大學容易考，不像你們這時候。”其實，頭一年恢復高考，盡管題比現在簡單，可是十年的空白，決不會像樊教授說得那麼輕鬆。其中的辛苦，也許只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大學之後樊綱繼續深造，並於1985年赴美留學。到了美國，樊綱說，他的感覺就是震撼：“看到人家經濟發達的程度，才真正明白我們在經濟上的差距。”出國開闊了眼界，也真正讓他明白了經濟學之深、之大、之廣。樊綱的經濟學之路，走到這里，無疑是經歷了一個飛躍。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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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永圖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政界、經濟界風雲人物展開對話，縱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發展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