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軍長得像我(1)
文/張光奇
2007年12月24日,樊綱來到位於中國傳媒大學視聽中心的《 論道 》北京錄制現場。因為忙碌,樊綱顯得有點風尘仆仆,但依然神採飛揚。記者曾看過樊綱的照片,而眼前的樊綱要比照片上更加帥氣、儒雅。有工作人員和樊綱開玩笑:“都說您長得像朱軍。”樊綱笑答:“應該說朱軍像我。”
農場虧損的秘密
1969年,作為知青下鄉的樊綱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到了農場後,樊綱很快發現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樊綱所在的農場原來只有二十多個人,種地盈利;可是自從知青去了以後,去了一百來號人,“種同樣的地,開同樣的機器”,卻虧損了!不都說勞動創造價值嗎?按理說人多了,勞動也多了,不是應該創造更多的價值嗎?怎麼反倒虧損了呢?
樊綱說,更為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我們一年什麼都不幹,不種那點地,我們反倒虧損少了一點,只發點工資就完了。我們種了那麼多地,一年忙活到頭,反倒是虧損更多。所以就百思不得其解。”
帶著這種困惑,樊綱開始讀一些經濟方面的書,讀政治經濟學,樊綱終於在書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勞動力太多,成本高於產出,再加上價格的不合理,管理方面的問題,所有這些,決定了農場註定要虧損。現實與理論的結合,使得樊綱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書中的理論又促進了他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後來兵團改革,改變了原來的工資制,而實行工分制,樊綱也參與了讨論。這一切都為樊綱在經濟學方面的發展奠定了基础,樊綱的經濟學之路,就從這個小小的農場起步了。
另類的知青
農場的經歷讓樊綱真正知道了中國社會是什麼樣子。那時候的現實讓他惶恐、迷茫,當時樊綱的父親被劃為右派,因此不管他怎樣努力,無論是參軍還是推薦上學都沒有他的份,讓這個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就有著“唯有讀書高”思想烙印的青年不知何去何從。就在這個時候,郭沫若的《 創造十年 》和尼克鬆的《 六次危機 》,給黑暗中摸索的樊綱指引了奮鬥的方向。郭沫若的書讓他看到了另一種生活,一種豐富多彩的生活,看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年輕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熱情。“看到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態度,不是安於現狀,想去創造。”這無疑給迷茫中的樊綱帶來了一種激勵,一種向往。而尼克鬆的《 六次危機 》則讓他看到了一位美國總統一生的政治生涯,讓他去思考人生,思考如何抓住機遇,改變命運,改變生活。
這種醍醐灌頂般的啟示讓樊綱的思想迅速提升了一個境界。1975年,他作出了人生第一個重大決定。看不到出路的樊綱,決定換一種生活方式,他放棄了農場的工資公費醫療等待遇,到河北圍場當了一名普通的農民,那里的貧窮讓他再一次深刻認識了我們社會的落後。然而,這個另類的決定,卻真的改變了樊綱的一生。在那里,樊綱獲得了考大學的機會。
兩個月時間考大學
小學畢業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樊綱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他沒有上過初中,也沒有上過高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沒有真正上過學”。16歲,原本應該在學校讀書的年紀,樊綱就已經下鄉了。
1977年,高考恢復,樊綱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數學。而其他的文學、史學等等,就要歸功於這位書香門第的學子平日所看的“雜書”了。兩個月,樊綱考上了大學。
看到記者不可思議的表情,樊綱笑得雲淡風輕:“我們那時候大學容易考,不像你們這時候。”其實,頭一年恢復高考,盡管題比現在簡單,可是十年的空白,決不會像樊教授說得那麼輕鬆。其中的辛苦,也許只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大學之後樊綱繼續深造,並於1985年赴美留學。到了美國,樊綱說,他的感覺就是震撼:“看到人家經濟發達的程度,才真正明白我們在經濟上的差距。”出國開闊了眼界,也真正讓他明白了經濟學之深、之大、之廣。樊綱的經濟學之路,走到這里,無疑是經歷了一個飛躍。
龍永圖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政界、經濟界風雲人物展開對話,縱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發展大趨勢。
2007年12月24日,樊綱來到位於中國傳媒大學視聽中心的《 論道 》北京錄制現場。因為忙碌,樊綱顯得有點風尘仆仆,但依然神採飛揚。記者曾看過樊綱的照片,而眼前的樊綱要比照片上更加帥氣、儒雅。有工作人員和樊綱開玩笑:“都說您長得像朱軍。”樊綱笑答:“應該說朱軍像我。”
農場虧損的秘密
1969年,作為知青下鄉的樊綱來到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到了農場後,樊綱很快發現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樊綱所在的農場原來只有二十多個人,種地盈利;可是自從知青去了以後,去了一百來號人,“種同樣的地,開同樣的機器”,卻虧損了!不都說勞動創造價值嗎?按理說人多了,勞動也多了,不是應該創造更多的價值嗎?怎麼反倒虧損了呢?
樊綱說,更為不可理解的是:“如果我們一年什麼都不幹,不種那點地,我們反倒虧損少了一點,只發點工資就完了。我們種了那麼多地,一年忙活到頭,反倒是虧損更多。所以就百思不得其解。”
帶著這種困惑,樊綱開始讀一些經濟方面的書,讀政治經濟學,樊綱終於在書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勞動力太多,成本高於產出,再加上價格的不合理,管理方面的問題,所有這些,決定了農場註定要虧損。現實與理論的結合,使得樊綱對經濟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書中的理論又促進了他對現實問題的思考。後來兵團改革,改變了原來的工資制,而實行工分制,樊綱也參與了讨論。這一切都為樊綱在經濟學方面的發展奠定了基础,樊綱的經濟學之路,就從這個小小的農場起步了。
另類的知青
農場的經歷讓樊綱真正知道了中國社會是什麼樣子。那時候的現實讓他惶恐、迷茫,當時樊綱的父親被劃為右派,因此不管他怎樣努力,無論是參軍還是推薦上學都沒有他的份,讓這個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就有著“唯有讀書高”思想烙印的青年不知何去何從。就在這個時候,郭沫若的《 創造十年 》和尼克鬆的《 六次危機 》,給黑暗中摸索的樊綱指引了奮鬥的方向。郭沫若的書讓他看到了另一種生活,一種豐富多彩的生活,看到上個世紀二十年代的年輕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熱情。“看到了另外一種生活方式,生活態度,不是安於現狀,想去創造。”這無疑給迷茫中的樊綱帶來了一種激勵,一種向往。而尼克鬆的《 六次危機 》則讓他看到了一位美國總統一生的政治生涯,讓他去思考人生,思考如何抓住機遇,改變命運,改變生活。
這種醍醐灌頂般的啟示讓樊綱的思想迅速提升了一個境界。1975年,他作出了人生第一個重大決定。看不到出路的樊綱,決定換一種生活方式,他放棄了農場的工資公費醫療等待遇,到河北圍場當了一名普通的農民,那里的貧窮讓他再一次深刻認識了我們社會的落後。然而,這個另類的決定,卻真的改變了樊綱的一生。在那里,樊綱獲得了考大學的機會。
兩個月時間考大學
小學畢業後,“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樊綱失去了上學的機會。他沒有上過初中,也沒有上過高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沒有真正上過學”。16歲,原本應該在學校讀書的年紀,樊綱就已經下鄉了。
1977年,高考恢復,樊綱立刻抓住了這個機會,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學習了數學。而其他的文學、史學等等,就要歸功於這位書香門第的學子平日所看的“雜書”了。兩個月,樊綱考上了大學。
看到記者不可思議的表情,樊綱笑得雲淡風輕:“我們那時候大學容易考,不像你們這時候。”其實,頭一年恢復高考,盡管題比現在簡單,可是十年的空白,決不會像樊教授說得那麼輕鬆。其中的辛苦,也許只能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大學之後樊綱繼續深造,並於1985年赴美留學。到了美國,樊綱說,他的感覺就是震撼:“看到人家經濟發達的程度,才真正明白我們在經濟上的差距。”出國開闊了眼界,也真正讓他明白了經濟學之深、之大、之廣。樊綱的經濟學之路,走到這里,無疑是經歷了一個飛躍。
本文摘自《與龍永圖論道》
龍永圖與菲律賓前總統拉莫斯、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世界銀行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張維迎、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等政界、經濟界風雲人物展開對話,縱論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國發展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