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維護市場生態（2）

      　根據“三重盈餘”標準，我們可以將成長和盈利的企業置入一個坐標系中，橫軸是企業自身的規模和利潤的成長，即企業的影響力，受益者是作為企業出資人的股東，豎軸是企業對環境(包括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的回報，受益者是社會和自然這兩個“股東”。按高影響力和低影響力、對環境的回報和破壞，將這類企業分成4種類型。

    　　蜜蜂型企業：影響力高且對環境的回報率高；

    　　蝴蝶型企業：對環境有回報但自身的成長性和影響力小的企業；

    　　毛毛蟲企業：對環境有損害但自身的成長性和影響力小的企業；

    　　蝗蟲型企業：破壞環境且由於其成長性和影響力大而對社會和環境有巨大破壞性的企業。

    

    　　上述4種類型的企業，我認為，蜜蜂型企業應該是中小企業成長的典範。蜜蜂為了釀蜜，就必須從各種植物中採集花蜜——這可以看作是對環境資源的索取。而它在採蜜的同時，它翅膀上粘附的花粉就會給花授粉。如果沒有蜜蜂來採蜜，花也就成了不結果實之花。蜜蜂與環境之間的這種索取回報的關係——在從環境中索取資源的同時回報環境，使自己的盈利空間獲得了可持續性和成長性。

    　　天作造化，地載衆生。無論自然界的每個生命物種，還是經濟社會的公司法人，不僅具有先天的生存本能，而且都有自己神聖不容侵犯的生存權利，每個生命體的生存權利都應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護。

    　　為什麼現在自然界的物種越來越少，濒危動植物越來越多？

    　　為什麼現在科技文明、經濟文明如此發達，反而貧富懸殊日趨拉大，人們在緊張忙碌的工作、生活節奏中越來越感受到生存的危機？

    　　為什麼現在市場遊戲規則越來越多越來越完善，企業家們反倒覺得環境趨勢充滿變數、充滿風險、充滿高度不確定性，以至於不得不以“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的心態應對各種生存挑戰，並深深感到“唯懼者生存”？

    　　我以為這些威脅生存的一切都是由人類根深蒂固的鬥爭和競爭觀念引發而造成的惡果。“爭”不但沒有對我們的生存帶來尊重和保護，反而剥奪了許多物種和企業的生存權利，加重了地球的生存負荷和危機。

    　　表面看來，達爾文倡導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思想，似乎不容置疑地揭開了物種生存發展變異的真谛。其實不然！一般來說，一種學說、思想的提出，其背後總隐藏著某個集團或組織或群體的利益追求。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為無產階級翻身準備的。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為資本家實施粗暴的原始資本積累，榨取工人剩餘價值準備的。

    　　馬斯洛的需求層次論反映了西方社會尊重人性和人權的需求。

    　　同樣，達爾文進化論盡管看到了物種生存變異的共性現象，也闡述了一些環境變化促使物種進化的機理，但是，最關鍵的一點，他忽略了或者說是有意不談，那就是造成生存鬥爭的根本原因。

    　　達爾文提出的“生存鬥爭”，站在自然界所有物種生存權利平等公正的立場來看，是有失公允的，稱不上法則，只能算一種人類遊戲規則。

    　　為什麼這樣說？因為達爾文所說的“生存鬥爭”現象，是站在整個人類自身生存發展的立場上來研究自然界物種的生存變化。

    　　按我的理解，任何物種的變化包括誕生、變異、減少乃至絕迹，都是由於物種所處的生存環境遭到破壞和生態鏈失衡造成的。物種的遺傳和變異，到底是進化還是退化，決不是“進化”二字所能簡單評價的。

    　　如果遵循生命運動的時間箭頭，凡是能生存到現在的物種，可以稱作一種進化；如果由於環境變化而迫使物種喪失生存權利或者不得以努力改變自己而抗爭生存機會，我以為這就是對生存權利的不尊重，是一種生存踐踏，是與人類文明進步背道而馳的思想和行為的退化。

    　　在漫長的生物進化的歷史長河中，物種生存本是自然界一幅最和諧最激動人心的壯麗畫卷，因為天地之間運動的“出軌”，曾幾何時給地球生命帶來毀滅性的災難，像恐龍、始祖鳥等史前時代的物種，人類只能從僅存的化石中找回地球家園早期的記憶；亘古洪荒，大禹治水、諾亞方舟，人類也幾度沉浮幾度興衰。

本文摘自《企業未來生存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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