違反行為準則等於引火上身(1)

　　每一種文化群體，實際上，每一種情境和每一個行為背景也一樣，都有人們賦予自己的行為準則。無論是正式的，還是非正式的，無論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這些行為準則都能讓人們的行為更容易預知。確實，如果人們沒有就如何行為的問題在潛意識層面達成的無數“互惠交易”，那麼，任何有組織的社會都無法正常運轉。適應了某種特定文化的人，實際上已經將這個文化群體的行為準則“內化”（或者說吸收）到了自己的心底，並能不由自主地、下意識地遵從它們。而那些僭越某個重要社會準則的人——也就是違逆、背叛社會準則，對其採取過激行為的人，幾乎無例外地會引來當然的譴責，甚至會引發那些遵從準則的人的憎惡。

　　例證：幾年前，我曾經在加利福尼亞為來訪的一群日本總經理舉辦一個非正式研讨會，研讨會於下午5∶15 ——一個為期一天的國際性會議結束以後——在一間小型會議室召集。這群總經理是以團隊形式來美參會的，但是，在這次旅行之前，他們之間大都互不相識。研讨會開始之前，他們陸陸續續來到會議室，所有人都穿著正裝，系著領帶，這是日本經理人在商務場合的典型裝束。不過，其中的一個人，一個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工作閱歷豐富的熱情洋溢的年輕人，決定在開會之前先回自己的房間換衣服。

　　當他穿著短褲、旅遊鞋和T恤衫走進會議室的時候，在場的所有人都把頭轉向了他。不止一個人在打量著他，不止一個人深表不解地盯著他，他們的目光傳達出強烈的意蘊：你破壞了我們的著裝準則。

　　他們充滿責難意味的盯視似乎在說：“嘿！你犯規了！如果我們都穿正裝，憑什麼你想怎麼穿就怎麼穿？”不過，這些否定似乎並沒有影響到那位年輕人。幾分鐘以後，有些人開始脫掉自己的上衣，開始解下自己的領帶，自此，一個新的著裝準則形成了。

　　然而，有些社會準則比其他準則對管束對象的“法力”要大得多，違逆者受到的懲處也遠比“充滿否定意味的盯視”要嚴重得多。

　　例證：前些年，當我在澳大利亞工作的時候，曾經看到過一篇關於原住民部落審判的報道，無論是澳大利亞政府，還是對更為廣大的民衆而言，那件事都頗具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北領地（North Territories）——也就是澳大利亞人稱為“內地”的地方——的一個原住民群體要經過審判處死幾個本族人。他們的罪名是未能阻止別人對“神聖之地”的亵渎行為，“神聖之地”是本族一直以來崇敬的精神家園，對人們的精神和心靈的意義非同尋常。

　　很顯然，牧場對“神聖之地”——當然，白人牧場主並沒有將其視為神聖之地——的合並造成了歸屬權的易主。而這塊土地的新主人註意到，“他的”土地上有居住設施（像很多原住民一樣，澳大利亞的土著人從來不承認土地的私有權利），因此決定將其清理掉。他弄來了推土機，將所有東西鏟平，並重新修建了圍籬。

　　報道指出，原住民部族的幾個人負責保護和維護“神聖之地”，在部族長老們看來，這些人未能完成神聖的使命，沒有承擔嚴肅的職責。部族理事會因此宣判：他們將被處死。

　　這一事件引起了媒體的廣泛關註，迫使地方政府和聯邦政府給予干預。因為澳大利亞沒有死刑刑罰，所以，這個事件使聯邦政府和各個原住民部族之間的政治關係再度趨於緊張。

　　盡管政府的多個機構從中斡旋，以使部族成員免於死刑，不過，面臨刑罰的那幾個部族成員看起來卻能坦然接受自己的命運。在接受採訪時，其中一個人平靜地說：“我們的工作就是保衛‘神聖之地’，就是這樣。但我們未能完成使命，它遭到了破壞。所以，我們理應為此受到刑罰。”

　　最後，政府阻止了死刑的執行，並為逃脫了死刑懲罰的那幾個人找到了保全面子的方法。這一過程生動表明了社會準則的強大力量。

　　多個世紀以來，在很多文化背景中，婦女一直飽受男性居於主導地位的壓制性行為準則的桎梏。

　　例證：2004年10月，在滿目瘡痍的阿富汗第一次試圖建立一個民主政府期間，至少從理論上說，婦女獲得了選舉權。但是，在這個國家的很多地區，尤其是遠離中心城市的偏遠地區，古老文化的社會準則，與全新的而且是“前無古人”的社會準則——允許婦女以與傳統觀念大相徑庭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權利——產生了沖突。

本文摘自《邁向成功人生的5大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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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書中這些讓我們頗費思量的問題都做了詳細解釋，並進一步指出社交能力已成為衡量我們生存能力的一項基本指標，將決定我們的心智表現，並決定我們將來的走向與可能取得的成就。如果說在職場中有“智商決定是否錄用，情商決定是否升遷”的說法，那麼社交能力則決定著你在職場內外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