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德隆》 悲壯的探行者(15)

    記得在四川，我們派出了一個二十多人的強大隊伍到四川考察、合作。省政府分管副省長接待並宴請，為了低調處理德隆在市場中的敏感性，我們只能打著高盛的旗號和國際代表團的旗號，告訴四川方面一定不要安排任何媒體參加，但最終還是被媒體知道了。《四川日報》登出來的報道題目是《高盛做伴，德隆入川》。不管和哪個政府部門打交道，友聯模式的優勢，我們做事的樸實作風、快節奏、高效率的工作都得到了很好的評價。

    在我們大展拳腳之際，又一個不幸訊息傳來，唐萬新還沒有從唐萬平的重病陰影里走出，唐萬新母親又突然檢查出晚期肝癌，住進了浦東的東方醫院。本來就不在狀態，上班就不正常的唐萬新幾乎完全見不著人了，他的兩個秘書也只留一人在辦公室，他的另一個秘書去醫院照顧去了。我也只有偶爾到醫院去看一下，既看不到他母親也看不到他本人，在那里和守在那里的德隆人呆一會就走。好些天沒見到他，只有埋頭指揮著產品總部的工作。

    有一天，我想去他家，看他在不在家裡，想去安慰他一下。我開車到陸家嘴花園，在他家樓下停好，剛走到單元門口，就發現他的司機開車送他回來也剛到樓下。

    唐萬新臉色鐵青，眼里黯淡無光，往日那咄咄逼人的眼光消失得無影無蹤。兩眼充滿了無助與哀怨，看上去讓人十分凄涼。整個感覺，無不透露出他孩子般的真誠與期待。

    他輕聲問我：你怎麼來了？我說好久不見了，想來看看你。那段時間我是不願給他去電話打擾的，我只能來碰碰運氣，沒想到真讓我碰上了。

    我和他上到了他寬敞而空空的家裡。過去每次來他家都是喜氣盈盈，總有很多人在家裡，認識的不認識的，像一個俱樂部一樣。而這一天，家裡一個人都沒有，連燈都沒有開。

    對他這樣的人來講，所有的禮節性安慰都是多餘的，我只問了一句，老人家病情怎樣了？

    他這個人不管有多大的悲傷，永遠都傷害不了他的自信。

    他說，就怪那個該死的“非典”。每年我都會給我媽做例行體檢，什麼問題都沒有。今年因為“非典”，我怕去醫院被傳染了，就沒去，等“非典”完了再說。天天都還在忙她的綠化公司，還跟一幫人跳舞，什麼毛病、什麼病狀都沒有。前兩天才發現痛，一檢查就是晚期肝癌，你連準備的機會都沒有。

    唐萬新一邊說一邊充滿絕望和哀歎。

    他習慣性地拿出一瓶伊犁白酒，拿著兩個酒杯倒上酒就和我喝起來。

    他接著說，我一生最怕感情的事。如是公司明天破產了，我今天還可以說著笑話，喝酒聊天，我能夠承受。但是感情的事我完全承受不了。工作上的事，你自己怎麼幹就怎麼幹吧，我沒心思管。

    唐萬新的性格是“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的真實寫照。我深深地景仰著他渾身上下的不顧一切的真情，這是一個大企業家身上十分難得的東西。但作為一個企業家，尤其是一個擁有數萬員工的企業家，擁有真情永遠是不夠的，你身上肩負的，不僅有父子，母子，婚姻，愛情，兄弟姐妹，但你更有對資本的責任，對企業的責任，對員工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偉大是不容你有缺陷的，特別是當情感與責任沖突制造了悲劇之後，英雄只能是讓人同情的悲情英雄。

    後來證明，唐萬新的這番話絲毫沒有誇張，不論是後來德隆崩塌，還是他毅然受勸回國自首，還是在法庭上的坦然陳詞，他都表現得鎮定自若，張弛有度，思維敏捷，分寸不亂。

    我看他身心疲憊，心力交瘁，不想多打擾他，和他聊了半個多小時就起身告辞了，心裡祝願他母親能夠再演一次唐萬平的神奇。但這一次，奇迹沒有出現，出現的是唐萬新更大的悲痛。

本文摘自《對中國資本市場和民營企業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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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世渝作為中國最早的股份制改制、資本市場發展的參與者和德隆高管之一，以其親身經歷和多年的思考寫了這本《曾經德隆》，非常難得。有實踐、有理論的人和有實踐、無理論或者有理論、無實踐之人寫出來的東西差別很大，世渝應該是有實踐、有理論的這一種。這種感受、這種認識是一個不參與市場、不參與實踐，只知道站在市場旁邊對企業、對企業家指手畫腳的人寫不出來的。這本書的用意很清楚，它是希望借德隆事件讓中國去思考用什麼方式來造就中國的大企業和強大的金融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