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偉大的中國模式（2）

    有一次，在上海東方衛視《頭腦風暴》欄目做一期節目，嚴介和、江南春和我等八位企業家是嘉賓。我們在對話中對2006年的管理做反思，評說2006年中國管理的問題。給我們做點評的，是某著名商學院的常務副院長。他說：“郭總、嚴總，你們講這些問題，我們全知道。你們到我們學校去聽幾天課，就都明白了。”

    我們全笑了：怪了，商學院是總結我們的經驗，再去給別人講，結果這些東西我們不明白，你明白？企業家不知道該怎麼辦，你知道該怎麼辦？商學院是為我們培養經理人的機構，我們應該是它的上帝才對，現在上帝不明白了，誰明白？他的態度和無知，使在場的企業家十分反感。

    後來嚴介和總結說：“院長同志，我們不要再讨論這個了。我們這些人，誰到了你的商學院，都是最好的教授，你承認嗎？”這位先生說：“我承認。”嚴介和再問：“你的教授到我們企業來，誰能成為成功的企業家呢？”他不吱聲了。

    嚴介和接著說：“我們每一個成功的大型企業，就是一個成功的商學院；而一個成功的商學院，不會是成功的企業。你告訴我們，到你那兒一聽課就明白了，那你為什麼自己不去辦企業呢？你為什麼要辦一個商學院呢？”

    我覺得，教授和企業家之間是有分工的，教授在商學教育上，特別是在對企業家的教育上，有自己的學術思考，這當然應該尊重。然而，任何一個教授站在台上講課，他對聽講的企業家也應該同樣尊重。因為他是在總結這些聽衆的實踐，在台下這些企業家的實踐,培育了他的理論，真正是他的老師，又是他產品的購買者——他們的衣食父母。

    中國的商學院、中國的培訓師幾乎從來不承認會在中國家族企業出現一種偉大的中國模式，最少至今這種理論尚無人提出。他們認為：你們怎麼可能代表中國模式呢？你們靠著老婆、孩子、夫妻店，靠著親情發展起來的小作坊，只有聽我們講歐美管理理論，才會做大、做成功。

    我不否認歐美管理理論對我們有很多啟示，但是人們更不能否認，實踐出真知。中國企業成長的實踐過程中，有許多的規律和理論需要探讨，而一心想依據歐美管理理論來指點或改造中國家族企業的潮流，實際上正在大大地妨礙這種探讨。

    2006年，中國家族企業的領袖們，開始了與學術界傳統觀念的一場論戰，衆多的媒體報道了這一過程。在深圳的一次500強論壇會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鹹平陳述了三個觀點：

    第一，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被“慣壞”了，他們不懂現代管理，不懂戰略，不懂控制風險，主要是靠著國家的政策好才發展起來的，其實國有企業按照他的方法也能管好。第二，中國的民營企業只有制造沒有創造。第三，他嚴厲批評德隆模式，認為德隆不好，因為德隆的現金流最後出了問題。他說，看人家和黃——李嘉誠的公司多好，再有一次亞洲金融危機，他的錢都夠用。

    當時我在場，而且被指定在郎教授之後發言。那天，我真感覺是被逼到絕路上，心中有話，不說不行，其實也早就想說了。針對郎鹹平的指責，我回應到：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有八億農民，而實現城市化，我們最缺的是錢，所以只有引進外資。你郎鹹平在大陸辦的公司三年不用交所得稅，我郭凡生辦的公司，一生下來就得交55％的所得稅。為什麼？因為我們缺錢，只有給優惠你們才肯投入資金。有了你們的錢，我們才能使大陸的工業化更快、更成功。這樣，對外資優惠而對自己人嚴格，我們忍了，我們也認了。這就是歷史賦予我們這些家族企業領袖的歷史責任。

    “我們缺錢，又有大量的人口需要就業，大陸家族企業的領袖們就必須學會省錢，學會把一分錢掰成兩半去花，這是求得生存的本領，也是社會對我們的要求。在與資金短缺的博弈中，有些企業破產了，有些企業家失敗了，這不是他們的耻辱，因為，他們盡力了。他們同樣生得偉大，死得光榮。沒有他們的失敗，哪有今天的成功！

本文摘自《家族企業成長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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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靠老闆英明 成長因制度偉大
　　激勵制度增加好人 管理制度減少壞人
　　自己管理自己是最有效的管理
　　沒有管理的管理是最偉大的管理
　　親情是文化的內核 文化是親情的標尺
　　小企業管好用利益 大企業掌控靠文化
　　沒有親情有規有矩是企業家的能力
　　只有老闆優秀 員工才能卓越
　　只有蠢笨的老闆 沒有無能的員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