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球Google》 “登月”計劃(7)

    幾年後，谷歌的員工數量已經增至數百人。當人力資源團隊開始甄選一些口號以顯示企業價值的時候，另一名工程師，保羅•佈奇海特（PaulBuchheit）建議把帕特爾提出的“不作惡”列為公司的口號之一。因為在加入谷歌之前曾經在英特爾工作過，佈奇海特對於一般大公司都會提出的類似“努力爭優”這樣的既空洞乏味又典型化的目標很是反感，認為谷歌應該避免這種情況的出現。他覺得判斷企業價值的口號應該是屬於“一旦你把它確定下來，就很難去更改”的那種。當佈奇海特成功地實現了將“不作惡”列為公司的口號之後，帕特爾把這三個字寫在他所經過的每一塊白闆上面。盡管聽起來沒有“你不能靠做壞事賺錢”更清晰有力，並且只是谷歌公司“認為可以做到的十件事”之一，但是通過帕特爾和佈奇海特的努力，“不作惡”還是很快地成為大家所熟悉的代表谷歌價值的口號。之前一直有批評家說，正是由於谷歌沒有很好地遵守它倡導的“不作惡”信條，才最終導致了2002年因為建立反科學網站而受到審查；在2003年還獲得國際保護隐私協會主辦的“美國大佬獎”提名。曾獲普利策獎的《紐約時報》王牌專欄作家託馬斯•弗里德曼（ThomasFriedman）曾以《谷歌是上帝？》為標題對其進行了一番羞辱。然而，所有這些向谷歌自我界定的商業道德信條提出的挑戰中，最有力的無疑是代表了整個圖書界意見的這兩起訴訟，就好像在指著谷歌的鼻子對其所犯下的罪惡進行譴責。這對谷歌來說顯然是一種痛苦的侮辱。

    就在第二起訴訟案提出後不久，谷歌將給它帶來污點的“谷歌出版計劃”更名為“谷歌圖書搜索計劃”。公司聲稱，“谷歌出版”這個名字容易讓使用者誤認為這個計劃是用於說明用戶進行網頁打印的。公司的官方博客文章則表示，可以把這次專案名稱的更改看作是改善公共關係的預演，並對這樣一種說法進行了否認：“不，我們並不認為新名稱會改變某些家伙對這個專案的看法。”

    當密歇根大學由於在“谷歌出版計劃”中發揮的作用而被卷進谷歌侵犯版權訴訟案的時候，斯坦福大學決定，為了謹慎起見，只允許谷歌掃描1964年之前出版的圖書。斯坦福大學的圖書館館長邁克爾•A.凱勒（MichealA.Keller）解釋說：“我們不是公共機構，我們沒有能夠使自己免於被起訴的國家赦免權。”然而，在密歇根大學，谷歌擁有著堅定的合作伙伴——由於享有國家豁免權——密歇根大學在訴訟抵達時沒有退縮。該校校長瑪麗•蘇•科爾曼女士，為谷歌的圖書數字化專案辯護，認為谷歌公司是“我所經歷的最革命性的企業”，圖書搜索專案將為出版商們提供“大規模的免費目錄”，盡管他們並不欣賞。她開玩笑說，出版商只是把“摘錄”看作是一個由“幾個字母組成的單詞”，而對於她來說，“我承認，當我要尋找一本書時，我看中的是它是否能引起我的興趣，是否包含我需要的信息，是否真的適合我。我看不出這些查找的方式有什麼區別，包括在網上看摘錄，或是找圖書檢索卡，或是站在書架旁翻查一本書等”。

    快要發黴的圖書檢索卡被谷歌和它的維護者們一次又一次地提起。斯坦福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Lessig）為谷歌的圖書數字化進行了有力的辯護。他說：“出版商們一直要求他們的許可權有效，為完成21世紀的圖書檢索提供保證。但是在人類歷史上，有哪部法律曾經規定過必須要在作者（或出版商）的允許下才能將作品列入圖書檢索卡中呢？”有關圖書檢索卡與谷歌網上摘要孰是孰非的爭論，其焦點在於，谷歌搜索結果中提供的內容摘錄是結合上下文得來的，這種情況實際上在之前的人類歷史上並沒有出現過——這些內容摘錄不能提供一本完整的書的全部內容，但是比起只能提供作者、書名、出版商以及幾個標題的傳統的圖書檢索卡，它能提供的信息顯然要多得多。谷歌設定了安全保障措施，目的是為了限制那些還沒有取得版權持有人許可的圖書在一個搜索詞的指示下每次最多只能獲得3個有關圖書內容的摘錄。盡管如此，圖書摘錄也將使谷歌有足夠的能力來吸引更多的訪客，訪問量的上升則意味著廣告收入和利潤的增加。因此，21世紀的圖書檢索卡面臨著新的問題：谷歌應該與出版商和作者分享利潤嗎？

本文摘自《我們的生活將怎樣被一家公司彻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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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星球Google:我們的生活將怎樣被一家公司彻底改變》中，他將帶領讀者深入谷歌公司內部，讓人們對互聯網時代這家最重要、最富創新性、最有抱負的公司有一個透彻的了解。他將向人們解析公司近年來排山倒海式的大踏步前進背後所隐藏的發展戰略，向人們揭示公司特立獨行的事業規劃——成為全世界所有信息的不可或缺的看守者，成為我們查找任何信息時的一站式目的地。谷歌能成功嗎？一家掌握著如此之多的信息並因而對我們每個人了解得如此之多的公司究竟意味著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