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三年：我們走向何方？
反思過去是為了未來。
未來的三年，中國面臨的挑戰一定將大大超過過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當中國“一不小心”成為“老二”之後，她與“老大”及其週圍國家的關係將變得愈發複雜，“老大”一定會佈下很多陷阱（包括經濟領域的陷阱），就等著“老二”跌入其中。
第二，中國的經濟放緩將呈現週期性和結構性兼有的特點，尤其是人口紅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將倒逼中國直面創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經濟自由度萎縮等一系列深刻而難解的問題。
第三，中國能否有效緩解因轉型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的政局穩定與否，以及能否有從容的心情應對各種更為艱難的挑戰。
所有這些問題，都可能在2014~2017年間浮上表層，也需要在這三年間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藥方”。
說到“藥方”，略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其“藥理”必須與“病理”吻合，這樣才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不然，若“藥理”與“病理”不符，也許能緩解陣痛於一時，卻必定不能消除病症於永久。這真可謂“一個病症，多種藥方”。但“藥理”是否針對“病理”，則十分考驗“醫生”的水平。
改革開放35年來，“藥理”與“病理”脫節的事時有發生，雖未釀成重大“醫療事故”，但“治療”的速度明顯拖慢了，走的彎路明顯增多了。
改革開放35年以來，中國其實從一開始就已走上一條良性的不歸之路，其終點就是在經濟繁榮和公民私有財產基础上，完成公民權利的保護、社會多元的呈現、利益集團間良性的博弈、法治規範的架構、理性精神的確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義的實現等。
這一切都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邏輯。符合這些規律的“藥方”必然能將中國帶向國家強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來，並逐步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反之，革命時代的做法，也許能在短期內極大地振奮人們的精神，緩解社會陣痛，但必然無法解決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矛盾。
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在前些年曾提出“市場經濟四位一體”的概念，即政府—市場—社會—法治，今天我們在改革領域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但大家有沒有想過，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之後，政府放出的權力交給誰？答案必定是交給社會。但我們的社會是否有足夠的成熟度來承接政府釋放出來的權力？如果沒有，屆時是否又會面臨一輪新的試錯—糾錯的過程？當我們的一只輪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場的軌道上，另一只輪子卻走在繼續抑制社會成長的軌道上，長此以往的結果，要麼是兩只輪子分道揚镳，要麼是兩只輪子彼此碰撞。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場，並把大部分權力交給了社會，獨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沒有獨立法治，那麼再快、再好的市場經濟都只是昙花一現，而不具備長遠發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稱為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
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從現在起就未雨綢缪，而不能再循著“改革—試錯—糾錯—再改革”的陳舊邏輯繼續發展。而這一切的核心，是執政黨的轉型。
這一切顯然都不可能在未來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須在未來三年里有所開啟，或至少有所感悟。
未來三年，將是推動改革的關鍵時期，本書緊扣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熱點，對房地產調控、醫療改革、行政改革、自貿區建設、人才危機、世界能源格局、國際貿易規則等問題進行了透彻的分析，觀點獨到，語言犀利。作者或援引、或驳斥了吳敬琏、郎鹹平、林毅夫、遲福林等多位名家學者的觀點論斷，分析了中國將在未來三年遇到的難題和風險，讨論了中國面臨的改革和轉型困境。
未來的三年，中國面臨的挑戰一定將大大超過過去的五年。原因有以下幾個：
第一，當中國“一不小心”成為“老二”之後，她與“老大”及其週圍國家的關係將變得愈發複雜，“老大”一定會佈下很多陷阱（包括經濟領域的陷阱），就等著“老二”跌入其中。
第二，中國的經濟放緩將呈現週期性和結構性兼有的特點，尤其是人口紅利下降等供求面的矛盾，將倒逼中國直面創新不足、高端人才不足和經濟自由度萎縮等一系列深刻而難解的問題。
第三，中國能否有效緩解因轉型而產生的社會矛盾，將直接決定中國未來的政局穩定與否，以及能否有從容的心情應對各種更為艱難的挑戰。
所有這些問題，都可能在2014~2017年間浮上表層，也需要在這三年間找到有效的切入口和“藥方”。
說到“藥方”，略有醫學常識的人都知道，其“藥理”必須與“病理”吻合，這樣才能對症下藥，藥到病除。不然，若“藥理”與“病理”不符，也許能緩解陣痛於一時，卻必定不能消除病症於永久。這真可謂“一個病症，多種藥方”。但“藥理”是否針對“病理”，則十分考驗“醫生”的水平。
改革開放35年來，“藥理”與“病理”脫節的事時有發生，雖未釀成重大“醫療事故”，但“治療”的速度明顯拖慢了，走的彎路明顯增多了。
改革開放35年以來，中國其實從一開始就已走上一條良性的不歸之路，其終點就是在經濟繁榮和公民私有財產基础上，完成公民權利的保護、社會多元的呈現、利益集團間良性的博弈、法治規範的架構、理性精神的確立、新的高度上的公平正義的實現等。
這一切都是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邏輯。符合這些規律的“藥方”必然能將中國帶向國家強大、人民富裕的光明未來，並逐步緩解消除各種社會矛盾。反之，革命時代的做法，也許能在短期內極大地振奮人們的精神，緩解社會陣痛，但必然無法解決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矛盾。
就這個意義而言，我在前些年曾提出“市場經濟四位一體”的概念，即政府—市場—社會—法治，今天我們在改革領域所做的許多事情，都是在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但大家有沒有想過，重新界定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之後，政府放出的權力交給誰？答案必定是交給社會。但我們的社會是否有足夠的成熟度來承接政府釋放出來的權力？如果沒有，屆時是否又會面臨一輪新的試錯—糾錯的過程？當我們的一只輪子走在政府退出市場的軌道上，另一只輪子卻走在繼續抑制社會成長的軌道上，長此以往的結果，要麼是兩只輪子分道揚镳，要麼是兩只輪子彼此碰撞。
更重要的是，即便有一天政府退出了市場，並把大部分權力交給了社會，獨立法治的位置又在哪里？若沒有獨立法治，那麼再快、再好的市場經濟都只是昙花一現，而不具備長遠發展的前景，更不能被稱為成熟、完善的市場經濟。
所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從現在起就未雨綢缪，而不能再循著“改革—試錯—糾錯—再改革”的陳舊邏輯繼續發展。而這一切的核心，是執政黨的轉型。
這一切顯然都不可能在未來的三年里完成，但又必須在未來三年里有所開啟，或至少有所感悟。
本文摘自《當務之急》
未來三年，將是推動改革的關鍵時期，本書緊扣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熱點，對房地產調控、醫療改革、行政改革、自貿區建設、人才危機、世界能源格局、國際貿易規則等問題進行了透彻的分析，觀點獨到，語言犀利。作者或援引、或驳斥了吳敬琏、郎鹹平、林毅夫、遲福林等多位名家學者的觀點論斷，分析了中國將在未來三年遇到的難題和風險，讨論了中國面臨的改革和轉型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