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非市場行動的認知和需求

    前面所描述的需求特徵涉及公衆對市場結果的不充分和缺陷的認知。對市場失靈（包括分配失靈）的這些認知和現實之間的對應（correspondence）也許密切，也許不密切。正如英國哲學家科丁頓（Coddington）註意到的那樣，認知並不代表知識乃至“知識的缺乏”，而是“知識的替代物”。與現實、乃至有關複雜現實結構的真正不確定性相比，這種替代物更類似於推測、希望或恐懼①。不同的影響都能夠對認知的誤差發揮作用並加大其與“事實”之間的疏遠。例如，新媒體、政治活動者和特殊利益群體的動機常常導致它們誇大實際市場失靈中具有新聞價值的事例（如相互勾結、限制進入、腐敗、污染、壟斷利潤等等），並且強調市場結果［結果本身，以及作為目前或潛在（社會）不穩定的主要根源］的經常性不公平，出現部分區別僅僅是因為問題、缺陷和失誤本身就比令人滿意的、甚至成功的表現更具戲劇性、更引人註目。與平鋪直叙一件令人不安的事件相比，通過把它戲劇化，副題（bylines）反而經常性地引人註意。一個對誤差起作用的次級因素（second element）也許就會激發時事評論員熱情地選擇偏見。與其他職業群體或全體公衆相比，其絕大多數成員對盛行的實踐和政策即使沒有敵意，也往往是持批判態度的②。

    另一個造成誤差的影響來自政府干預可能增進其特殊利益的壓力團體③。結果，這樣的團體常常進行有效的政治努力，既強調和誇大市場的缺陷，又強調和誇大從政府行動中獲取的社會效益。這樣的例子有：支援增加政府教育基金的教師聯合會的政治壓力、卡車工業和卡車司機聯合會支援各種限制水陸運輸競爭的限令、航空工業（至少競爭力較弱的公司）尤其反對對航路和費用解除管制等①。

    一種造成更深誤差的影響來自於政府（尤其、但不僅僅是官僚機構）往往由於樂觀地相信它（官僚機構或立法機構）擁有診治市場缺陷的方法而對市場缺陷過敏。職業安全與保健管理總署（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往往尋求甚至誇大工作場所出現的潛在危險，而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則往往更關心允許藥品過早上市的危險。這些都反映了這些機構自身不可避免的職業風險。

    在歐洲和世界的其他地方，都有較美國大得多的第三種影響，即西歐政治黨派和工會，以及第三世界中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知識和文化遺產，一直傾向於誇大市場的缺陷。資本主義天生就趨於不穩定、剥削和不平等這一社會主義的基本前提，為尋求和發現證據提供了一個有力的預設（predisposition）。一個自我確證的假設的力量在這種背景下不會比其他地方的小。

    非常值得註意的是，這種起自20世紀50年代、貫穿70年代的廣泛流行的並有說服力的傾向，在80年代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在美國、英國和德國，曾經以抑制政府、擴大市場職能範圍為目標的保守黨政府，在公共政策方向上都做了大幅度逆轉。在法國，甚至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社會黨政府都採取了鼓勵和支援資本主義市場的政策（如解除或減少對工資和價格的管制、對剛剛國有化的企業進行私有化、承認競爭和自由市場的好處等）。在正在出現的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內部，普遍解除了資本、勞動力和產品市場有效運行的國家壁壘，盡管這些面對外部市場的壁壘（即便不增強）看來很可能被維持著。盡管在中國、東歐、俄羅斯、烏克蘭和其他蘇聯前加盟共和國，貫彻改革的進展千差萬別，但在前共產主義①的第二世界，以市場為導向的、系統的改革卻得到一致支援②。

    政策方向上的這些變化是否將繼續維持還要拭目以待。即使它們持續下去，前面所描述的造成誤差影響的類型有時也會產生這樣的假設：盡管某些事件實際上是罕見的，但它們卻是典型的和經常的。用統計學術語來說就是，“分離”（outliers）事件反而被解釋為好像它們是“平均數”一樣，因而成了基本現象集中趨勢（central tendencies）的代表。在這種過程起作用的地方，其結果就是，已經覺察到的對市場失靈的估計可能整體上與它們真正的價值不同，因為盡管突發的或有新聞價值的事件是真實的，但並不表示它所聲稱的集中趨勢或相對頻率。

本文摘自《市場失靈不一定非政府救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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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美國的民間智庫，蘭德公司享譽全球。其研究成果在美國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的權威性。本書是該公司最著名的研究成果之一，主要論述經濟政策制定的根本問題，即在經濟體制的運作中，如何在市場和政府之間作出恰當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