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節：波司登的中國式崛起(2)

　　當他拿著扁擔、背著貨包好不容易擠上車時，車上的城里人聞到他一身汗味，就把他推了下來，嘴里還不屑地罵他“鄉巴佬”，高德康為此還扭傷了腰。

　　看著公共汽車漸漸遠去，腦子里浮現出上海人那種鄙夷的眼神，年輕的高德康很想斷絕和上海人的生意往來。但是不去上海，廠里就沒有活兒幹，大家就吃不上飯。最後，只能忍辱負重。他安慰自己：“做生意龍門要跳，狗洞要鑽，沒辦法的，只能受點委屈。”但同時，他也在心裡發誓：“將來總有一天，我一定要開一個很大的工廠，在上海立足。”

　　寒來暑往，這一路的艱辛大約只有高德康自己知道。多年之後，再次回首那段每天在路上飛奔的日子，高德康說：“這段經歷造就了我超人的耐力和在困難面前寧折不彎的個性。後來公司在發展階段經過了數次大風大浪，但我們都挺過來了，靠的就是這種艱苦奮鬥的精神。”1983年，也就是高德康創業的第5年，他買了一輛摩託車。從自行車到摩託車，這不僅是交通工具的變化，還意味著他們這個山村小作坊的變化。這時，山泾村服裝廠已經發展到了30多人，還添置了不少設備，依靠良好的加工質量，與他們合作的上海公司漸漸多了起來。

　　在報廢了6輛摩託車後，高德康終於擁有了人生中第一輛汽車——法國標致牌小貨車，而他們的工廠也正式由來料加工向貼牌制衣轉變。所謂“貼牌”，其實就是借用他人的品牌，並按對方提供的款式進行生產，至於產量多少，如何銷售，對方一概不過問。高德康第一個合作“貼牌”生產的企業就是生產出我國第一件羽絨服的上海飛達廠，為了使用這塊牌子，高德康付出的代價是每年25萬元。而極具戲劇性的是，上海飛達廠現如今已經被波司登完全收購，該廠的“雙羽”品牌——我國最早的羽絨服品牌，也早已被波司登收入囊中。

　　通過貼牌制衣，高德康敏銳地發現了羽絨行業的巨大商機。20世紀80年代，社會上最流行的是皮夾克，與波司登幾乎同時創業的雅鹿當時就以生產夾克聞名。當時的羽絨服因為樣式臃腫、佈料粗糙、顔色單調，並不被市場和消費者看好，再加上羽絨加工的程序十分複雜，許多企業都不願意做這門生意。

　　憑借對市場極強的觀察力，高德康展現了他卓越、超前的判斷能力。他認為，中國還不富裕，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肯定會大量需要物美價廉的產品，雖然羽絨服的季節性強，但是市場需求量卻特別大，只要對以往的產品稍作一些改進，就可以在短期爆發出強大的生命力。

　　“商場上的機會稍縱即逝，你不抓住它，它就會悄悄流走。”在多年後的今天，高德康回憶當時情景仍然興奮不已，“我就像著魔似地喜歡上了羽絨服，直覺告訴我，這將是值得我用一生的時間去追求的事業！”

　　高德康是一個聪明的商人，好強的他從骨子里帶著不安分，一個事事都想爭第一的人怎會甘於長期替人作嫁衣裳？

　　有心的他一邊貼牌加工服裝，一邊潛心研究羽絨服市場的未來走勢。到20世紀80年代末期，高德康已經掌握了從生產、加工到制作羽絨服的一整套成熟技術，在供不應求的市場狀況下，他們大獲成功。1989年，企業賺到了第一個100萬元，而1990年的利潤達到了700萬元。

　　1991年，山泾村服裝廠更名為“常熟市康博工藝時裝廠”，當年贏利1100萬元，1992年更名為“常熟市羽絨制品集團公司”，當年贏利1400萬元。同年企業又投資2000多萬元，把生產能力擴大了4倍。

　　對於高德康來說，1992年是他創業歷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拐點。

　　當時社會上有關經濟體制應該如何改革的爭論十分激烈，高德康也一直高度關註著。就在這一年春天，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視察時說：“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拳頭產品，創出我們中國自己的名牌，否則就要受人欺負。”高德康看到了民營企業發展的春天，於是下定決心，開始設計自己的波司登品牌。之所以取名“波司登”是因為原來加工的服裝品牌“秀士登”是美國“休斯敦”的諧音，通過它，高德康聯想到美國另一個很冷的城市——波士頓，“波司登”就是“波士頓”的諧音。這個名字聽起來洋氣，容易為當時的消費者所接受；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自己的羽絨服有一天能夠走進這個美國城市。為此，廠里專門成立了品牌設計小組，最終確定了“以一對振翅飛翔的翅膀託起‘波司登’及其英文簡寫”的圖案，並在國家商標局成功註冊，邁出了打造品牌羽絨服的第一步。

本文摘自《蘇商發展史傳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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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30週年，江蘇企業的發展是一個縮影，曾經的蘇南?式，是改革開放30年中具有歷史價值的一種經濟形式。如今新蘇商的崛起,則是蘇南模式裂變下的成果，蘇商已經成為中華大地上有著重要影響力的商幫.本書從一個記者的角度，記錄、透視、剖析了新蘇商的發展歷程，很有閱讀價值。本書適合青年創業者及關註蘇商的人群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