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複雜性導致權力上移

　　西方民主面臨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民主決策的問題越來越專業化，同時決策鏈條越來越長，影響社會、經濟的機制越來越複雜。200多年前的美國民主，大多數人投票決定的事務是與自身週邊相關的議題，對外政策遠不如今日重要，選舉投票的後果作用於投票人自身，因果關係明了。如今除了減稅、增稅、提高就業等簡單術語外，多數選民對經濟運轉並不理解，投票結果與政府作為之間的距離越來越大。這一方面在於社會越來越複雜，對過分複雜的事務，無法讓多數選民完全了解內部關係並做出全面判斷；另一方面，政府決策議題涉及的領域也越來越廣，利弊界限變得模糊，政策效果顯現變得長遠。在這個過程中，選民判斷越來越依賴於專家或者政府，盡管聽取辯論、閱讀文章，但對利害關係的決定，選民更多依靠直覺，而非真正理解問題的實質。西方社會民主決策越來越像股份公司的經營決策模式，當今絕大多數巨型公司股東同樣越來越依賴於公司管理層的判斷，出現問題時更願意相信管理層的解釋和說明，現代公司的複雜性導致股東難以了解公司背後決策的真正動機，公司運營的專業化程度超出了多數股東的理解能力，所以只有在公司發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上，股東才委託機構表示意見，或者幹脆用腳投票，通過轉讓股份而避免理解公司決策帶來的成本和麻煩。絕大多數情況下，董事會的決策能夠說服股東。當今西方國家民主的運行機制與此類似，選民憑借直覺投票，或者幹脆不參與投票，行政和立法機構的意志在國家事務中往往發生著決定作用。

這些特點決定了選民的關註焦點在於身邊的利益關係，多數選民對於管理國家及世界經濟秩序的邏輯關係、運行手段和脈絡等並不理解，因此無法做出清晰判斷，導致在基層實務中民主起到了良好的監督管理作用，但在國家大政方面，選民對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與政客的承諾之間存在巨大錯覺，國家是否有能力和社會是否具有可行性被有意忽視。一方面經濟、政治、社會管理方面取得重大進步，社會財富絕對量飛躍式增長；另一方面，民衆需求和福利要求也在急劇膨脹，兩者能否達成穩定的平衡比例，則由選民與政客之間的博弈不斷調整。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主義的一些元素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得以部分實現，在教育、醫療、養老、失業等各方面民生取得了相應保障。但隨著權利疊加，部分權利演變為閑適、懶惰習慣的保護傘，社會逐漸沉淪於享受、用盡法律權利的氛圍之中。韋伯所揭示的新教中勤勉、節約精神被享樂、閑散所取代，社會失去了承擔義務、奉獻的內涵。

民主決策的延時和錯位特點增加了政客對選民承諾的勇氣和膽量，金融體系分散成本功能和聚斂財富能力更能使決策者敢於向未來的欠條背書，選舉承諾成為可以分期付款的商品，至於未來到底能否實現，則完全交給將來的現實情況。

政治與經濟是密不可分的。歐美債務危機不僅僅是經濟危機，它在某種程度上體現的是政治危機。中國許多精英、專家、公共知識分子已經抛棄政治經濟學理論了，認為西方經濟學才是真正的科學，他們將理想市場經濟條件當作現實，就經濟論經濟，認為單纯考慮投資、消費、進出口貿易、利率、匯率等纯經濟學術語就能夠了解世界經濟的發展規律，這種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認識，無法全面分析發達國家經濟狀況與西方民主制度的關係，也無法全面解析經濟與國際政治之間的聯繫。

本文摘自《富國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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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認為，西方傳統的三權分立制度在現代和當代發生了實質上的巨大改變，金融霸權成為了傳統三權之外的一種缺乏約束的權力，這種權力在發達國家內部動搖其民主自由的根基，在世界範圍內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財富。西方國家宣揚的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其貨幣金融霸權之間存在著完整的邏輯鏈條。 本書深刻分析了這一邏輯鏈條，並以衆多國家的經驗教訓為案例說明，這一邏輯本身成為西方國家獲取利益的工具，同時卻使發展經濟體受到經濟損失和社會傷害。本書獨特的視角和深入的分析為讀者了解世界政治經濟脈絡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