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利幾乎在每種交易中都會為人所使用，字典裡把“套利”定又為“在一個市場中買進並在另一個市場中抛出”。他也同樣把婦女描述為一個“女性人類”。這些定義都是真實的，但是它們並沒有從整體上抓住這些詞的本質。套利是一種發現的魔術，它是一門把每分鐘的細節挖掘到令人讨厭的地步的藝術和科學。它是觀察一種情形的每一方面的過程。就好像有一顆鑽石擱在台上慢慢轉動，你因此可以觀察到它的每一面，並認為每一面都與衆不同。它屬於那種喜歡去解決難以解決的謎題的人。
埃德溫·勒弗(Edwin LFerve)在《一個股票操作者的追憶》(Reminiscence of Stock Operator)這本書中描述了有了電話之後的前20年中發生的事情。紐約股票交易所的股票報價都是由電傳打字機構發出的，就是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利用顧客的資金買空賣空的交易所。這些小交易所允許客戶先知道一個報價，然後再發出是買進還是抛出的指令。所不同的是其所有人是“賭註者”或者是該地區的專家。而且與其說是叫牌交易，不如說是由他本人預定了交易。舉個例子來說，自動報價機會告訴你伊士曼·柯達(Eastman Kodak)在66 1/2點上交易。客戶說：“買進 500 股。” 然後交易所的所有人就會確認購買並且擔當交易中另一方的角色。
一個有電話的聰明家夥最後合計出用電話要比用紐約股票交易所底層的電傳打字機操作快得多。他一般都會與交易所進行一些比較小的交易以示他在場，但總是在有波動的時候與他的同夥保持著聯系。如果有壞消息傳出來，他就可能發現伊士曼·柯達在紙帶上的記錄是 66 1/2點，而在紐約的公告中卻是65點。因此，他就會盡可能多地以66 1/2賣給交易所的所有人並通過他的朋友從紐約股票交易所的大廳以 65 點買回。不久之後，這個聰明的家夥就雇用了一些人去那些小交易所交易而使那些機構都沒有生意可做。最後，剩下的小交易所都有了它們自己的電話。
這種行為是不道德的，還是一種更有效的為市場定價的方法？交易所的所有人預定交易是不道德的嗎？需要記住的是，在經濟中是沒有道德準則可言的。它就是這樣：人們把各種行為慣例歸於是“好的”和“壞的”或者是“正確的”和“錯誤的”。交易所的所有人認為套利者的行為是錯誤的，紐約的經紀人卻喜歡不斷增加的委托業務和套利者。
套利者自己則認為，既然電話對每個人都是開放的，他們只是在使用一些任何一個聰明的人都能領會到的東西。他們認為自己沒有義務去向那些人解釋，那些人最終會領悟到的隨著時間的流逝，總是會有一些人想要阻止套利行為或者加入到其中，使這些獲利機會變得更少。經濟對於局中人的情感是中性的。有一句話就是：“如果桌上有錢，誰把它撿起來就是誰的”。
在我還是一個小夥子時，就進行了第一次套利行為。盡管當時我自己一文不名，我的鄰居們卻很有錢，我的父親經常能在郵包中得到一些“免費的”信用卡。在20世紀60年代的某一天，我們遇到了一次暴風雪，就像我們在中西部經常會遇上的那種，我通過一家五金商店生存了下來，因為我知道這家商店中有一只價格為 265 美元的大雪鼓風機待售，它是鼓風機中的大型“導彈”，我知道那些富裕家庭根本不會去買鼓風機。
我註意到在父親的桌上有一封還未開封的信，裡邊藏有一張城市信用卡還有一張鄉村信用卡。因為我的名字和父親的一樣，所以我拿上了它（這就叫做風險套利），在那家商店早上7點鐘開業後，我用那張信用卡買了那只鼓風機。那個晚上我一直幹到8點鐘，弄出了11條很長的私人車道，賺了550美元。第二天早上7 點，我又以200美元的價格把那個鼓風機賣回給商店的那個小夥子。他把差價還給我，我把那個稍微用過的鼓風機還給他。這個鼓風機還會有許多人需要的。我淨賺485美元，覺得自己就像是吃到了金絲雀的貓一樣！
許多年之後，有一個持有3000股股票的人來向我要建議：他說可以通過公司給他打折扣買進更多的股份，就是說有機會以19美元買進價格為25美元的股票。盡管他可以買到的股票數量比較小，但這看上去仍不失為一次很好的機會。
我在芝加哥期權交易所工作過25年，還從沒看到過一次可以與之比擬的投資。因此，我告訴他這是一樁很不錯的交易，並讓該公司找出更多紅利再投資計劃，我還發現其他一些公司也有類似汁劃，並且經紀行業也開始想參與到這些計劃中。
我當時感到很驚訝：“他們是如何做到這些的？如果他們買進100萬股，就只能再投資紅利，這樣的話，購買用去的股息就會使利潤所剩無幾”同時，他們還會冒很大的市場風險，然而我還是看到有些人在作這種交易，卻不知他們是怎麼做的，我收集了一些記錄，與負責保證金的職員做了交談，並在紅利發放日之前觀察了一些正在進行中的交易。慢慢地，一切變得清晰起來。然而，我自己並沒有足夠的資本來這麼做。因此，我費了很大力氣，才在證券買賣行業中找到一家不做這種交易，並且在我跟他們解釋了這一做法後不會將之偷走的公司，那真是花了很長時間。
套利者必須要找到一家願意透過現象看本質的公司，而那正是機會所隐藏的地方。律師們經常像阻擋在我們面前的一堵難以對付的牆，他們受雇於那些公共機構來進行調查，但現狀一般都難以改變，如果出了什麼差錯，套利者們就會受到譴責。但如果事情被拖延，不管怎樣法官們也還是可以得到錢的。不管出現什麼意外，這些套利者都得不到其他回報，只能告訴你現在的這種作法行不通。他們不喜歡被逼著說出些什麼，也不喜歡很快說出答案。這正是他們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一旦你經過了那些過程，你也就成了現狀的一部分，至少在很短的時間裡是。
套利行為通常相對於時間是很敏感的：一旦某些機會被發現，競争就會使利潤降低，而且管制當局最後也會堵上這個原來沒有註意到的漏洞。這個時間架構一般就被稱作“窗口”。比如，一個有紅利再投資汁劃的公司可能會說：“我們只是為小投資者做這個計劃。”套利者則認為，公司的意圖並不是計劃的法定部分。而公司一般又會通過立法機關或者改變它的計劃去做出補救。不管是哪種情況，套利機會都會指向公司“意圖”的經濟情況的漏洞。套利者也從這些漏洞中賺到錢。
我提供給他們想法的那個機構幾年後出現了一個叫做“基本設施”的問題。大公司都被分割成了一些處理各個專門業務的部門。在證券領域中，可能會有一部分人處理客戶賬目，另一部分人處理股票債權，還有一部分人處理私人財產交易等等。每個部門都有自已的利潤目標．被稱作“最低期望收益率”。最低期望收益率就是對各部門經理能夠接受的、用來持有業務提案的最小回報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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