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樣的力量足以粉碎原本舒適的世界，並以一個不受歡迎的新社會取而代之呢？
原因不止一個。新的生活方式乃從舊方式中醞釀而成，好像蛹中的蝴蝶一樣，力量足夠時就會破繭而出。經濟革命不是由偉大的事件、個別的歷險、單獨的法律或有力的人物所締造，而是一個多面向的自發過程。
首先是民族國家在歐洲的興起。早期的封建殘餘在農民戰争與國王徵服的打擊下，被中央集權的君主政體取代。民族精神隨著君主政體的出現而成長，而王室也會贊助其偏愛的產業，比方說，偉大的法國織錦業，以及隨著艦隊和軍隊發展而出現的各種輔助性產業。多如牛毛的法令與管制措施，曾經讓萊夫等16世紀的商旅們倍感困擾，如今卻被國家法律、共同的度量衡以及比較標準化的貨幣所取代。
讓歐洲出現革命性變化的政治變遷之一，就是對海外探險與擴張的鼓勵。13世紀時，無武裝的商人波羅兄弟勇敢地前往大汗的土地。15世紀時，哥倫佈也想前往同樣的目的地，於是在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二世的贊助下，揚帆出海。從私人探險轉變為國家贊助的探險，就是從私人生活轉變到國家生活的縮影。英國、西班牙與葡萄牙的航海資本家們在國家贊助下出海遠航，輪番將財寶以及對於財寶的意識大量帶回歐洲。哥倫佈說：“黃金能讓人實現在人間的理想，最後更能讓人的靈魂進入天國。”這就是那個時代的觀念。
受此觀念影響，一個以營利為導向、為賺錢而生活的社會提早出現。值得一提的是，過去東方的財富極為驚人。伊麗莎白女王認股贊助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的“金鹿”號航行，而這筆投資的回報，讓女王還清了英國所有的外債，平衡了預算，還能大舉投資海外。以複利計算，這筆投資的收益相當於1930年時不列颠的全部海外資產！
第二個重大的變遷就是宗教精神受到意大利文藝複興的懷疑論與人文主義觀點的沖擊而逐漸式微，明日世界讓位給今日世界。物質生活水準以及日常生活的舒適，就和塵世生活一樣變得更為重要。新教的教義隨著宗教寬容而興起，該教義促進了一種對於工作與財富的新看法。羅馬教會總是不信任商人，而且毫不猶豫地將放高利貸稱為一種罪惡。如今商人的社會地位日趨上揚，已不僅僅是一種有用的附屬物，而是新世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有必要重估商人的功能。新教領袖替精神生活與世俗生活的混合做好了準備，他們不歌頌與俗世生活分離的安貧樂道的生活，卻在佈道時反複灌輸這樣的觀念：盡量在日常生活中運用上帝所賜予的天賦乃是虔誠的表現。貪求之心成為一種公認的美德——不是為了個人享樂，而是為了上帝更大的榮耀。至此，精神上的完人與富人之間幾乎已可以畫上等號。
在12世紀的一則鄉野傳奇中，有一位放高利貸的商人在即將步入教堂結婚之際，被一座掉落的雕像砸死。經過調查後發現，那個掉落的雕像也是一名高利貸商人。顯然，上帝不喜歡金融業者。我們可能還記得，直到17世紀中期，可憐的奇尼還為了他的商業行為而觸怒了清教當局。市場體系很難在這種充滿敵意的氣氛下擴展，當精神領袖逐漸認為市場作風不但無害甚至有益的時候，該體系才能全面成長。
還有一個蘊藏在物質變遷之下影響深遠的潮流，最終使得市場體系可能出現。我們習慣性地認為，中世紀是一個停滞不前、缺乏進步的時代。然而，在500年的封建時代中創造了1000個城鎮（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並且以雖嫌原始但足可堪用的道路連接這些城鎮，還能從鄉下購買食品，來供應城鎮人口的需求。這些都能讓人們對於金錢、市場以及與買賣有關的生活方式更加熟悉。在這個變遷過程中，權力很自然地從不了解金錢重要性的驕傲貴族手中，流向了明白金錢可貴的商人之手。
除了緩慢的貨幣化趨勢外，技術進步也很重要。商業革命必須以某種理性計錢的方式為前提，盡管12世紀的威尼斯人已經使用了精密的會計工具，但是歐洲商人在這方面仍然和學童一樣無知。對簿記方法的需要，得經過一段時間才廣為接受。直到17世紀，複式簿記才成為標準的業務。除非金錢可以被理性地計算，否則大規模的商業活動不可能成功運作。
或許科學好奇心的興起才是所有變遷中最重要的一項。百花齊放的技術進展，要等到亞當·斯密之後的時代才出現。不過，若沒有一連串基礎的次工業發明，工業革命也無由發生。在前資本主義時代，印刷術、造紙廠、風車、機器鐘、地圖，以及許多其他發明都已出現。發明的觀念已然出現，而人們也首次以善意的眼光來看待實驗與創新。
上述各種潮流中的任何一樣都無法單獨將社會翻轉，它們之中確實有許多潮流能對人類組織造成重大震蕩，但歷史不會急轉彎，整體性的劇變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蔓延開來。在較古老的傳統生活方式中，就已出現了市場生活方式的迹象。等到市場?經由於實際需要而成?經濟組織的指導原則後，昔日的遺風仍然持續了一段時日。在法國，同業工會與封建特權直到1790年才被廢除。在英國，對同業工會進行規範的工匠條例直到1813年才被廢止。
但是到了1700年，也就是亞當·斯密出生前的23年，這個曾經審判過奇尼、禁止商人攜帶不雅的包包、擔心價格是否“公正”，以及為了維持其祖先的特權而奮鬥的世界已經日薄西山，社會開始註意到一組“不證自明”的格言：
“人皆天生貪財。”
“法律不能全面禁止圖利。”
“圖利乃是商業活動的核心。”
“經濟人”這種新觀念誕生了。這是一種蒼白生物的幻影，隨著他的計算機大腦所指引的方向前進。教科書很快就會講述，漂流在荒島的魯賓孫們如何安排其生活的故事——這種安排的方式就和那些锱铢必較的會計師一樣。
在現實世界裡，一股新的拜金與投機風氣已經彌漫全歐洲。在1718年的法國，一位名叫約翰·勞的蘇格蘭冒險家成立了一家充滿美麗幻象的投機企業——密西西比公司。這家公司將開採美洲的金礦並出售其股票。男男女女為了争奪認股權而在街上大打出手，有人為此謀財害命，也有人一夕致富，一位旅館的服務生賺得了30,000,000裡弗。當這家公司快要垮台，並導致所有投資人損失慘重時，政府試圖延緩災難發生，便糾集了上千名乞丐，給他們十字鎬和鏟子，讓他們在巴黎街頭遊行，好像是剛從黃金國埃爾多拉多回來的礦工團體一樣。當然，這個組織還是垮了。在那群想要迅速發財的暴民在坎康普瓦街推擠之前的100年，資本家們還很膽小怕事，後來，大衆的貪財之心強烈到了連這種厚顔無恥的騙局都會輕易相信！
這種轉變並沒有錯。陣痛已經過去，而市場體系已然誕生。此後，生存問題不再仰賴習俗或指令來解決，而是依靠一群自由追逐利潤的人的行動來解決。這些人僅僅是通過市場本身才能凝聚在一起。盡管“資本主義”一詞要到19世紀晚期才被廣泛使用，但是這種體系就叫資本主義——而從根本上支持這種體系的得利觀念，已然深植人心。很快，人們就深信它是人類本性中恒久不變而且無所不在的一部分。
本文摘自《經濟學統治世界》
他們不是軍隊指揮官或帝國統治者，沒有生殺予奪的大權，也幾乎沒參與過締造歷史的決策。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比許多聲名顯赫的政治家對歷史更富決定性，比指揮前線?隊的將領們更具震撼力，比總統和立法者的赦令更能影響社會的吉兇禍福。
他們之中有哲學家和瘋子、有教士和股票經紀人、有革命軍和貴族、有唯美主義者、懷疑論者和流浪漢。
他們所信仰的哲學系統，是所有人類活動中最世俗的一種——賺錢的欲望。
他們是誰？就我們所知，他們是“偉大的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