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際間的合伙關係（2）

　　為更好地诠釋美國這一問題的嚴重性，經濟學家勞倫斯-科特李科夫算了一筆賬，為彌合聯邦政府的財政缺口，需要將所有聯邦稅收立即提高64%，或者將所有聯邦開支馬上削減40%。早在十幾年前，科特李科夫曾為英國制定了這樣的“代際帳戶”，據他估算（他關於當時的政府需要提高福利和醫療開支所作的假設，後來被事實證明準確無誤），為補上財政缺口，需要將所得稅收入提高31%，並將國民保險收入增加46%，方能過關。

　　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出版的《對法國大革命的反思》（ReflectionsontheRevolutioninFrance）一書中寫道，真正的社會契約並非如讓–雅克-盧梭所述存在於君主和人民或“公衆意願”之間，而是存在於代與代之間的“合伙關係”。他的原文如下：

　　但是國家和法律所要為之奉獻的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原則之一，便是提防它的那些臨時所有者和終身租用者不去考慮什麼是他們從自己先人那里所得到的東西，或什麼應該是留給後代的東西，而只是像十足的主人一樣行事；他們不會認為隨心所欲地摧毀他們社會整個的原來的結構，從而割斷永業、損害遺產是他們的權利。但他們冒險留下給他們後代的乃是一片廢墟，而不是一幢住宅——並且教導他們的後代不尊重他們的設計，就像他們不尊重前人的制度一樣……社會確實是一項契約……國家是……一種合伙關係，不僅僅是活著的人之間的合伙關係，而且也是活著的人、已經死了的人和將會出世的人們之間的一種合伙關係。

　　在隔代間存在大量的契約轉移關係，但我們卻發現，現今各國的財政政策卻是在破壞這種和諧的合伙關係，這令人震驚，甚至也許是史無前例。

　　成熟的民主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在於如何恢復這種代與代之間社會契約的和諧關係，但我也深深意識到此舉任重而道遠。還有一個同樣嚴峻的問題，就是年輕人根本不去考慮自己長遠的經濟利益。一些恐怕最終甚至會危及他們自身利益的政策，卻可以輕鬆贏得他們的選票支援，保持公務員養老金固定收益不變就是一例。如果美國年輕人能在這方面辨明是非，那估計就都會成為保羅-瑞恩的積極支援者了。第二大問題是政客們想要縮減開支，但是如今西方民主制在收入再分配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一旦有削減開支的提議提出，就會受到來自享受公共部門薪資的人群和享受政府福利的群體中的一方甚至是雙方有組織的大力阻撓。

　　是否能從憲法方面找到這一問題的解決方案呢？有個簡單的解決之道，而且這也已被美國的很多州以及德國所採納，即平衡預算修正案，以便降低立法者在減少赤字開支方面的自由裁量權，與此相仿的就是讓中央銀行獨立決策，以降低立法者在貨幣政策上的裁量餘地。但問題也接踵而至，金融危機的出現極大地鼓勵了以政府赤字為工具，以便在經濟衰退時刺激經濟發展，更別提將赤字財政用於公共投資基础建設的諸多案例了。2011年，緊隨德國之後，歐洲各國的領導紛紛在尋求解決之道，決心限制結構性赤字，以期在必要時為操控週期性赤字留下空間和可能。但限制赤字的“財政協定”隨即帶來了新的問題，目前僅有兩個歐元區國家的結構性赤字低於GDP的0.5%這一授權上限，其他大部分國家的結構性赤字則至少高出了4倍，而且以往，經驗表明，政府若是過於著力降低其結構性赤字，結果則會危及其統治。

　　當前大多選民支援這種隔代的不平等政策，這也許在所難免，特別是年長的選民會比年輕選民更多地參與到投票中來。但是，如果為嬰兒潮時期出生的人大筆增加開支，其最終結果不僅對年輕人不公，而且會使所有人經濟受損，這該如何應對呢？如果未來的不可確定性已然開始波及當下社會，這又該如何是好呢？美國馬里蘭大學卡門-萊因哈特和美國哈佛大學肯尼斯-羅格夫曾提出，當發達國家的巨額債務已然超過GDP的90%時，很難想象其經濟增長不會受到影響。也許正是因為擔心財政懸崖正日益快速臨近，才使得美國經濟在2012年尚未出現“超速逃逸”。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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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