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光彩的革命

　　由此可見，如果制度演變是了解西方崛起以及非洲等地持久貧困的關鍵，那麼同樣，這一關鍵能否會幫我們了解有生之年會出現的最令人瞠目的趨勢：大分流終結，並開啟東西方角色互換的時代？我對此持肯定態度。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將經濟史制度學派的觀點運用於當代，其實就是運用於我們的西方社會之中。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寫於18世紀70年代，在他看來，當時中國的法律和制度顯然就是國家處於經濟停滯“靜止狀態”的深刻根源。同理可知，如今西方世界所面臨的經濟、社會、政治困境，是否反映出我們一度在世界稱雄的制度開始出現某種程度的衰退了呢？與過去的500年相比，毋庸置疑，西方社會正在經歷著相對的衰落。早在1978年，美國人平均比中國人富裕20多倍，而如今不過只有5倍之多。在各種指數表現上，西方世界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差距在大幅縮小。以平均壽命和教育程度為例，部分亞洲國家的水平已經超出很多西方國家。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公佈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專案（PISA）2009年研究報告，以青少年數學水平為例，中國上海領先美國的幅度堪比美國與突尼斯之間的差距。

　　某種程度上，解釋非西方國家的成功並非難事。中國還落後於以日本為首的幾個東亞國家。這些國家的成功在於它們大部分（而並非全部照搬）借鑒了西方文明的所謂“撒手锏”，也就是經濟競爭、科學革命、現代醫學、消費社會和工作倫理。如果企業家動機纯正，勞動力基本健康且能寫會算，各層級管理機構合理高效，那麼複製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模式的確可以取得成功。因此，在下文中，我不會過多探讨非西方國家所取得的成功，而是要侧重於我更感興趣的西方世界究竟出了怎樣的差錯。

　　許多評論員都會把這個問題歸咎於過多的債務、經營失誤的銀行和不平等加劇等因素，但是在我看來，這些不過是社會制度病態化的表象而已，制度的病態化正在蠶食過去500年以來西方社會制度演變所帶來的成果，這甚至可稱得上是“不光彩的革命”。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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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