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大分流的成因（2）

　　社會人際關係受到法治等非個人力量的主導，人人享有財產所有權，享受社會公正、公平（至少理論上如此）。

　　這三位學者的研究表明，以英國為首的西歐國家，首先從“有限權限模式”轉為“開放權限模式”。為實現這一目的，國家必須“制定相應制度，以便精英階層有可能建立非個人的精英間關係”，然後“為精英階層創建並保持新的動力，以便在精英階層內部成功地完全開放權限”。這時，“精英階層會將個人特權轉換為非個人權利……所有精英均被賦予權利構建組織，這里的邏輯關係……已發生改變，從通過特權創租的自然狀態邏輯，變為通過準入進行抽租的開放權限邏輯”。

　　從諾曼徵服到光榮革命，英國從“脆弱的”自然國家逐漸發展成為“基础國家”，繼而成為“成熟國家”，其特點就是“具備監管、規範、執行陸地財產權的廣泛的各類制度，以支援精英階層之間的非個人交換”。在過渡到開放權限系統之前，精英階層內部實現法治是三個“門檻條件”之一，其他兩個條件分別是精英階層“在公共和私人領域出現永久性的組織形式”以及實現“政治對軍隊的集中控制”。在諾斯、沃利斯和溫加斯特看來，美國和法國革命說明實現了這種開放權限的決定性突破，革命有助於各類公司的廣泛傳播，同時也確立了經濟和政治領域公開競爭的合法化。從英國土地法在11世紀後的變革開始，以19世紀的企業法人法律待遇的變化為高潮，各階段讨論的焦點都是制度問題。

　　無獨有偶，弗朗西斯-福山在《政治秩序諸起源》（OriginsofPoliticalOrder）一書中確立了“現代政治秩序的三要素”，即“強大的國家、國家對於法治的尊崇和全體公民對政府的問責”。這三要素首次統一是在西歐，而英國再次首當其沖（福山對荷蘭、丹麥和瑞典能緊隨其後也表示贊賞和肯定）。為什麼這些發生在歐洲而不是亞洲？因為，在福山看來，西方基督教世界的特殊發展傾向於削弱擴大的家庭/氏族的重要性。

　　達龍-埃斯莫格盧和詹姆斯-羅賓遜在其著作《國家為何衰落》一書中，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們將埃及社會與17世紀後半葉的英國作了比較：

　　與埃及相比，英國之所以更為富裕，原因在於1688年的……英國……爆發的革命先是改變了英國的政治，繼而是其經濟。人民通過革命爭取到更多的政治權利，而這些權利後來用於增加他們在經濟方面的機會。結果就是英國的政治和經濟發展軌迹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所有這一切在工業革命中達到高潮。

　　由此看來，英國是世界上首先擁有“包容性”或“多元化”而非“攫取型”政治制度的國家。值得註意的是，例如西班牙等其他西歐國家，卻並未步英國的後尘。因此，歐洲國家在南北美殖民地的發展結果迥然不同。英國在殖民地輸出的是包容制度，而西班牙殖民者則是將自認為“精粹”的攫取型制度強加給阿茲特克人和印加人。

　　有關帝國的內容也體現出制度讨論和以往文化演繹的不同，這一觀點由德國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首先提出，後經哈佛大學經濟史教授大衛-蘭德斯完善，認為基督新教和“資本主義精神”存在著某種聯繫。與德國劇作家漢斯-約斯特在劇作《斯拉格特》（Schlageter）中的納粹不同，聽到有世界文化的迹象，我不會立刻拔出左輪手槍，如臨大敵，但我會彬彬有禮地提出告誡。有關歷史主題的內容很容易被簡單歸為一些概念和術語，諸如希臘哲學、希伯來戒律、羅馬法、基督倫理、路德宗和加爾文宗的教義、所謂“猶太教和基督教文化”等。但是這里需要仔細權衡，進行考量。其實，沒有哪個西方理念會像所謂迫害女巫或共產主義那般可怕，雖然猶太教及基督教文化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物似乎都有可取之處。總之，文化會潛移默化影響規則，而制度是在創造動力。英國人都源自同一文化體系，但會因其是遠赴新英格蘭還是加入位於孟加拉的東印度公司，導致行為舉止千差萬別。我們會發現前者是包容性制度在發揮作用，後者則是攫取型制度大行其道。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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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