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稅率，減少漏損（1）

　　用稅制改革縮小貧富差距

　　面對貧富差距，緩解的辦法無非是兩條，一是政府的力量，二是民間的力量。拿目前的情況看，兩方面都很不得力。我國政府一向是一個以城市為目標的政府。低保、醫療、福利分房、失業補助，統統只有城市人口才有份，而恰好貧困人口集中在農村。我國的稅收名義上是收入的累進稅，而事實上是累退稅，按交的稅占收入的比例來看窮人比富人要交得多。在民間扶貧方面，政府的態度是鼓勵，但是要把民間的錢交給政府，由政府來管。但是正因為政府扶貧問題很多，既不透明，又無法監督，百姓不願意把錢交給政府，結果是民間扶貧得不到發展。兩條路都不很畅通的結果是，貧富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可能。大家喊了多年的縮小貧富差距口號，可以說實施的進展不大。

　　從政府方面看，有多種措施可以縮小貧富差距，比如限制奢侈品的生產和進口，放寬個體戶和流動攤販的管理，提供免費就業培訓，鼓勵針對貧民的小額貸款等。但最直截了當的辦法是對富人多徵稅。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稅制是有利於富人，不利於窮人的。

　　當前我國稅收的主要來源是從交換中徵稅。比如增值稅、營業稅、消費稅、關稅都和交換有關，他們占了總稅收的56%。這部分稅收的主要成分具有累退的性質。因為交換是和消費成正比的。消費越多繳稅越多。富人在總收入中消費所占的比例較低，儲蓄所占的比例較高，而儲蓄是不交稅的。相反窮人的收入大部分都用於消費，都要交與交換有關的稅。雖然窮人的人均消費比富人少，但是從消費占收入的比例看窮人所占的比例高，所以納稅的比例也高。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稅制是累退稅的緣故。

　　唯一有針對性對富人徵稅的是個人收入調節稅（下稱個調稅）。在我國針對工薪所得有累進稅制。這個稅一共分十級，收入從零開始，到起徵點為止，稅率為零。然後分九級累進，最高稅率為45%。這個累進稅是一個基於理想的稅制設計，想得很圓滿，但是無法執行。實際上執行的結果變成了累退稅。現在的個調稅主要是從工薪階層徵的，富人的收入主要並非來自工薪，所以對他們的收入根本徵不著累進稅。

　　個調稅是針對個人收入徵的稅。按理說，有一份收入就該交一份稅。我國人民一年中所創造的總財富就是GDP，其中大約有30%由政府徵收（稅收和各種政府收費、罰款等），剩下的70%成為企業的收入和百姓的個人收入。粗算起來，個人收入約占GDP的一半多。我國的目標稅率是20%，即工薪之外的各種個人收入的徵稅稅率都定為20%，如房屋租賃收入、獎金、臨時的勞務收入、原定的存款利息所得、專利使用費、股息、偶然所得。所以總體來算，個稅應該占GDP的10%左右。世界各國的稅制很不相同，但是個稅所占GDP的比例都相仿佛，大約也是10%。可是事實上我國個稅只占GDP的1.2%，可見有巨大的漏損。再拿老百姓可支配收入來計算，個稅只占2.5%。拿個稅占總稅收的比例看，只有7%，而其他國家占40%～50%。凡此種種都可以估計出我國的個稅只徵收了連一小半都不到，大部分都沒有徵收到手。這一估計也符合我國大多數稅務專家的估計。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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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