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巴第街的教訓（1）

　　過於複雜的監管的確是自己本意想要治愈的頑疾。正如曾經的蘇維埃制度的締造者當初並不是故意要把一個現代經濟體引入各種難以為繼的複雜境地，英國知名經濟學家和政治哲學家哈耶克和匈牙利著名的經濟學家亞諾什-科爾內在很久以前就已作過解釋，在後危機時代的世界，監管者若想建立一個不受危機困擾的全球金融體系，則勢必會遭到失敗，他們永遠都無法管理如此複雜的系統，只能是從以往的危機中學習到重蹈覆轍的經驗教訓。

　　是否還有其他權宜之計？我對此堅信不疑。但我認為我們需要回到達爾文的時代去尋求答案。白芝浩在1873年出版的《倫巴第街》一書中，不厭其詳地描述了當初倫敦城的發展變化。出於達爾文主義者的勇氣和魄力，白芝浩認為英國金融體系繁冗複雜、脆弱不堪。他說：“隨著金融體系權力的不斷擴大，其脆弱性也不斷加劇，甚至可以用岌岌可危來形容……即使是在經濟最為繁榮的時候，整個體系架構也非常單薄脆弱。我們金融體系的特點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空前信任，如果這種信任因隐患受損，一次小的意外就可以導致嚴重後果，若是出現大的事故，則幾乎可以使之毀於一旦。”

　　在此之前，沒有誰能像白芝浩這樣為銀行擠兌做出如此透彻的描述。對《倫巴第街》不熟悉的人士，也都認識到英國北岩銀行和全美金融公司在2007年出現的銀行擠兌，2012年，則輪到西班牙班吉亞銀行讓儲戶喪失了信心。《倫巴第街》的最大優勢之一，就是其對倫敦金融市場中所有主要機構——蒸蒸日上的合資銀行、每況愈下的私人銀行、證券經紀人、新興的儲蓄銀行等——進行考察的方法，除此之外，他還充分分析了每種機構的問題和不足。理論上，白芝浩希望能建立一種金融體系，其中的各個機構都有應急準備金，以從容應對不時之需。但是實踐中，對於倫敦市場來說，整座城市唯一的最終儲備即英格蘭銀行的“國家的大量閑置專屬現金”。換而言之，在我們當下，中央銀行（及其背後操控的政府）構築起恐慌時期的最後防線。

　　回顧半個世紀的金融危機史，白芝浩睿智地表示，英格蘭銀行作為國家準備金守護者的這一角色與法律定義的角色頗有不同，其實也與銀行管理者的理解有出入。在1825年的恐慌期間，銀行的所作所為無可厚非，但如今時過境遷，不能生搬硬套當時的做法，更何況我們若是不明就里，不知道當初做出正確選擇背後的原因，就更不能盲目效仿。在1844年的《英格蘭銀行條例》通過之後，出現了三次恐慌，該條例主要是對銀行印钞權進行了規定，後被終止使用。當時情況與我們現在相仿，危機下，應該接受哪種證券作為抵押品尚有不確定性。銀行的管理結構模糊不清。銀行行長和銀行董事就由他們自己擔當，而不是啟用銀行家。（當初，人們選擇商人擔當此重任，而如今我們傾向於選用學者，但這也未見得是一種進步。）當SIFI機構歐沃倫格尼銀行於1866年倒閉時，大家只能捉襟見肘，勉強應對。

　　白芝浩的解決辦法簡單明了，但我相信這卻常遭人誤解。他有過一個著名的提議，即在危機時，中央銀行應該以懲罰性利率放開借貸：“貸款大多數都要以極高的利息償還，這才是上乘的解決之道……”如今，我們只是部分聽取了他的建議，因為認為如今的金融體系槓桿效應會使高利率難以為繼。白芝浩的理論是要“避免出現過多的貸款申請，將貸款用於那些本不需要資金的申請人”。如今，縱觀所有銀行，無論其實力是強是弱，都在拼命地吞入幾乎取之不盡的近乎零利率的貸款，我終於理解了白芝浩的良苦用心。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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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