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擴權爭利（1）

　　中國的很多事情其實都是政府在坐莊，財富和資源最後都流向政府了。所以，你看政府這幾年突然變得非常有錢，財政富餘很多，最後總有辦法買單。

　　——謝國忠

　　改革初期有個說法，把放權讓利叫做放水養魚，好像政府是個養殖戶，放水養魚是為了等到菊花黃、膏蟹肥的收獲季節下手的。事實上，財政部官員也是這麼說的：“改革開放的前半段，放水養魚，培養稅源。1995年以後，放水養魚就進入了收獲期。”（賈康語）聽他這麼說，像是把市場當成了自己家的養殖網箱似的。其實，假如徵稅權不受限制的話，官員還真的像個撒網的漁夫。你可以先看一組數據：2010年香港GDP是17481億港元，徵稅2090億港元。深圳GDP是9511億元，徵稅3061億元，廣州GDP是10604億元，徵稅3379億元。香港稅收占GDP的12%，深圳、廣州均為32%。香港教育預算540億，醫療預算399億，共占稅收的45%；而廣、深兩市的教育、醫療預算累計才213億元，僅占稅收的3%。

　　世界銀行的報告認為，2008年中國勞動者平均稅率為45%，遠遠高於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甚至要稍高於歐盟15國的平均水平，高出澳大利亞、美國的平均稅率近1倍。再來看一組數據：從北京開車到武漢約1400公里，收費700多元，從北京開車到大連約820公里，收費400元，都是平均每公里0.5元。而在美國，中西部自駕遊大約3000公里，全程高速，過路費一共10多美元。國內不堪收費重負的運營車，無奈之下只能沖卡。深圳鹽田坳收費站平均每天沖卡的車輛在2000輛以上，大多集中在夜間，大多是大貨櫃車。最瘋狂的時候，50多輛貨櫃車排著隊沖卡，就像過火車一樣。2011年5月5日淩晨，一輛貨櫃車沖卡時將收費員胡某撞倒，碾軋致死。

　　公平感的喪失，利益被犧牲、被剥奪感的上升，成了社會群體之間緊張與沖突的根源。窮人不高興，富人也不高興，老百姓不高興，官員也不高興，老年人不高興，年輕人也不高興，白領不高興，藍領也不高興，平民不高興，知識分子也不高興。花在維穩上的錢，成了個天文數字，也已構成為國內增長模式昂貴的制度成本與道德成本。佈坎南曾經指出：“我們的時代面臨的不是經濟方面的挑戰，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戰。”為什麼？因為增長替代發展，增長替代變革是替代不了的，“強政府，半市場，弱社會”的經濟模式，也是個權益之計的過渡性安排，有著飲鸩止渴的潛在風險。諾斯曾經分析過熟悉的路徑被鎖定帶來的風險：一旦熟悉的路徑被鎖定，除非經過大的社會震盪，否則很難退出，更不可能陡然切換，就如“麻雀入屋，無法逃出”一樣。我國經濟面臨的，就有這樣的社會政治風險。

　　有學者用“政府公司主義”的概念，把中國政府比作一個大公司，驚歎其有非凡的盈利能力。政府的財政收入增長是GDP增長的3.25倍，是居民收入增長的2.36倍。更令人驚歎的不僅是財政收入遠遠超過GDP與居民收入的增幅，而且，在財政收入中，非稅收入的增幅又遠遠超過了稅收增幅。譬如2011年全國財政收入超過10萬億，增幅近25%，其中非稅收入超過1萬4千億，增幅高達40%。政府的盈利能力之所以非凡，從非稅收入的暴增就能看出端倪：的確存在著超限賦斂、超限剥奪的“四重賦斂”吧？

　　陳志武發現：“2003年之前，每隔一段時間，政府都會對過度膨脹機構進行一次縮減，而從2004年開始到現在，幾乎沒有對政府的過度開支、機構人員過多進行調整過。”最近的這一次，就是朱镕基“抱著粉身碎骨的決心”把國務院機關幹部從33000人裁減為16000人。為什麼2003年之後不再壓縮了？因為政府非但沒有了緊縮開支的財務壓力，反倒有大把大把的錢給行政事業體系漲工資。舉一個例子，上海城管2011年由事業編制轉入公務員編制後，工資福利普漲40%。一個享受副科級待遇的幹部高興地宴請親友，慶賀自己月收入破萬了！

本文摘自《大避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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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幣20年超過美元200年的發钞量，為什麼還鬧錢荒？國內工資總額還不抵灰色收入的1/2，錢都跑哪兒去了？泡沫“雙雄”像兩個巨型癌腫那樣每天狂吸營養，印再多票子也填不滿這兩張血盆大口！泡沫超大會吞噬投資，擠占消費，耗竭收入，蠶食儲蓄，誰也供養不起，不擠破會耗幹你的。先擠破後降解，先保本後取利，你的財富才能化險為夷。作者運用經濟學、社會學、管理學、運籌學方法，再次為讀者揭謎解惑。作者的預警應驗嗎？你讀完這書才能“鑒定完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