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與英國
本章題為“人類蜂巢”，取自諷刺詩人伯納德-曼德維爾的詩作《蜜蜂的寓言》。曼德維爾的中心思想是說有著正確制度的社會可以實現繁榮昌盛，就算其中有些個人的惡行當道，也並無大礙。使18世紀的英國實現稱雄世界的富強的，並非《聖經》中講到的美德，而是那些世俗的惡習。這些惡習具備經濟學家所說的“正向網路外部性”，因為英國當時的社會制度有利於資產積累、投資和創新。
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正如我們所見，王權不得以順從於議會。在輝格黨人掌控下的新政權領導下，不僅農業和商業均得以改良，英帝國也在迅速擴張，同時金融機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奧蘭治親王威廉不僅從荷蘭帶回了新教，也將中央銀行和股票市場的模闆引入英國。同時許多協會、社團、組織都在積極鼓勵科技創新。正如羅伯特-艾倫所述，英國所特有的低價煤炭和不菲的勞動力相結合，促進了提高生產力的技術革新，在紡織行業更是如此。但所有這些都得益於制度所提供的架構，否則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樓閣。曼德維爾的詩作全文如下：
寬敞的蜂巢有衆多蜜蜂聚居，
他們的生活實在是奢華安逸；
這蜂國素以法律和軍隊馳名，
它繁育著龐大而勤勞的蜂群；
這蜜蜂之國的確可以被列入
科學與勤勉的一方偉大苗圃。
沒有哪群蜂有過更好的政府，
或者更無瑕疵，或者更不知足；
他們既不是殘暴君主的奴隸，
亦未蒙受狂熱民主制的治理；
有一點卻不會錯，他們有國王，
然而法律卻高於君主的權杖。
一種特殊制度的出現彻底改變了英國的歷史發展軌迹。道格拉斯-諾斯和巴里-斯特在一篇發表於1989年的研讨會論文中提出，光榮革命的最大成就在於它使英國成功轉型為主權債務國。自1689年開始，議會就著手管理並完善稅收制度、審計皇室開支、保護私有產權，並且行之有效地禁止了債務違約的發生。他們認為此番舉措本身就是“自我實施”，特別是在議會中業主本身就占大量席位。以往英國由於屢屢拖欠債務、任意收稅和無理徵用，導致國家已經無法再向人民大規模借債，結果，這一制度的引入使得局面大為改觀。英國於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早期這段時間，步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政府可以快速募得大量公債，而借貸成本卻不升反降。
這實際上是一種良性發展，有著強大的財力為後盾，英國可以不斷發動戰爭並節節獲勝，從曾經的英格蘭變為大不列颠，繼而一躍成為大英帝國。通過將財富投資於證券市場，英國又為一場金融革命鋪平道路，將英國的儲蓄用於修建運河、鐵路，發展殖民地貿易、鋼鐵廠和紡織業。盡管英法兩國戰爭連年不斷，導致英國國債大幅增加，在1815年後的10年間更是一度曾高達GDP的260%，但是回報也異常豐厚，憑借英國的如意算盤，主要依靠債務的資助，海軍得以迅速發展壯大，英國搖身一變成為全球帝國。此外，在滑鐵盧戰役後的一個世紀中，憑借經濟穩步增長和基本預算盈餘，英國債務大幅降低。沒有債務違約費心，沒有通貨膨脹勞神，大不列颠此時已然傲然稱雄世界。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
《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在1688年光榮革命之後，正如我們所見，王權不得以順從於議會。在輝格黨人掌控下的新政權領導下，不僅農業和商業均得以改良，英帝國也在迅速擴張，同時金融機構也得到了快速發展。奧蘭治親王威廉不僅從荷蘭帶回了新教，也將中央銀行和股票市場的模闆引入英國。同時許多協會、社團、組織都在積極鼓勵科技創新。正如羅伯特-艾倫所述，英國所特有的低價煤炭和不菲的勞動力相結合，促進了提高生產力的技術革新，在紡織行業更是如此。但所有這些都得益於制度所提供的架構，否則一切都只能是空中樓閣。曼德維爾的詩作全文如下：
寬敞的蜂巢有衆多蜜蜂聚居，
他們的生活實在是奢華安逸；
這蜂國素以法律和軍隊馳名，
它繁育著龐大而勤勞的蜂群；
這蜜蜂之國的確可以被列入
科學與勤勉的一方偉大苗圃。
沒有哪群蜂有過更好的政府，
或者更無瑕疵，或者更不知足；
他們既不是殘暴君主的奴隸，
亦未蒙受狂熱民主制的治理；
有一點卻不會錯，他們有國王，
然而法律卻高於君主的權杖。
一種特殊制度的出現彻底改變了英國的歷史發展軌迹。道格拉斯-諾斯和巴里-斯特在一篇發表於1989年的研讨會論文中提出，光榮革命的最大成就在於它使英國成功轉型為主權債務國。自1689年開始，議會就著手管理並完善稅收制度、審計皇室開支、保護私有產權，並且行之有效地禁止了債務違約的發生。他們認為此番舉措本身就是“自我實施”，特別是在議會中業主本身就占大量席位。以往英國由於屢屢拖欠債務、任意收稅和無理徵用，導致國家已經無法再向人民大規模借債，結果，這一制度的引入使得局面大為改觀。英國於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早期這段時間，步入了一個嶄新的時代，政府可以快速募得大量公債，而借貸成本卻不升反降。
這實際上是一種良性發展，有著強大的財力為後盾，英國可以不斷發動戰爭並節節獲勝，從曾經的英格蘭變為大不列颠，繼而一躍成為大英帝國。通過將財富投資於證券市場，英國又為一場金融革命鋪平道路，將英國的儲蓄用於修建運河、鐵路，發展殖民地貿易、鋼鐵廠和紡織業。盡管英法兩國戰爭連年不斷，導致英國國債大幅增加，在1815年後的10年間更是一度曾高達GDP的260%，但是回報也異常豐厚，憑借英國的如意算盤，主要依靠債務的資助，海軍得以迅速發展壯大，英國搖身一變成為全球帝國。此外，在滑鐵盧戰役後的一個世紀中，憑借經濟穩步增長和基本預算盈餘，英國債務大幅降低。沒有債務違約費心，沒有通貨膨脹勞神，大不列颠此時已然傲然稱雄世界。
本文摘自《西方的衰落》
早有人預言到西方社會的衰落。如今，這些衰落的迹象看似無處不在：經濟增長放緩、債台高築、人口老齡化問題、反社會行為等等不一而足。但是西方文明究竟欠缺在何處？尼爾-弗格森認為是制度的衰落難辞其咎，是制度正在導致社會的繁榮或衰敗，制度就是在其中發揮作用的錯綜複雜的框架體系。《西方的衰落》一書振聾發聩，也會引發爭論，它是對這個自鳴得意和對問題視而不見的時代的迎頭一擊。當阿拉伯世界正在為民主而奮鬥時，當中國努力從經濟自由化邁向法治社會時，歐美社會卻在揮霍幾百年來制度優勢的積澱。弗格森提出這樣的警告，若要遏制西方社會一度稱雄世界的文明日益衰落的勢頭，只能寄希望於強大的領導力，並要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