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為社保基金發愁（2）

　　從總體上看，因為儲蓄率已經很高，強調社保基金是不必要的；那麼從個體看，強調社保基金能不能增加分配的公平性呢？未必。因為現在的方向是個人帳戶和社會統籌相結合，而且以個人帳戶為主。對於窮人來說，他們沒有多少能力去建立個人帳戶，即使有的話，所存的錢也有限得很。退休以後，靠微薄收入建立起來的個人帳戶能不能讓他們安度晚年，是完全沒有保障的。有工資收入的時候尚且受窮，退休之後怎麼可能變好了呢。所以拿當前建立社保基金的思路看，它並不能改進將來的社會公平。強調個人帳戶的思路是對過去社會保險中平均主義的糾正。平均是好的，但是它損害了效率，造成巨大浪費，所以回歸到個人帳戶。當然，社保基金有保險的功能，能夠起到一部分均貧富的作用，但是當今讨論社保基金的焦點不在這方面，而是怕現在不儲蓄將來會入不敷出，是一個總量問題。但是正如前面指出的，只要總儲蓄率足夠，就沒有必要為缺乏社保基金擔憂。

　　如果國家真的籌集了一大筆資金，將它的利息或利潤用來支付社會保障費用，是不是真就解決問題了呢？有可能，條件是這筆資金要在幾十年的長時期中都能有效地加以利用，都能投資到效益好的專案中去。這一點恰恰是很難保證一定能做到的。我們國家在這方面的教訓已經太多了，要不然怎麼會生出幾萬億的銀行壞賬呢。到發生這種情況時，政府欠了百姓幾萬億的錢，問題就更麻煩了，發生社會動亂都有可能。

　　我們永遠不得不在效率和公平之間走鋼絲。我個人的判斷是我們已經過於偏向效率，表現為收入差距的迅速擴大和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得不到保證。比如義務教育不能普及，窮困地區的教師工資被大量拖欠（在國民經濟迅速增長的背景下），農民工普遍超過8小時工作而無人為他們說話。這一系列的事說明了弱勢群體在中國生活困難。

　　大家都說，現收現付制度行不通，但是要知道，拿實物消費來看，永遠是現收現付的。也就是前面強調的，當代人消費的必定是當代人生產的。所以現收現付不會行不通，條件是經濟有良好的增長，社會有公平的分配。如果發現社保基金有利於經濟增長，像美國那樣，我們就應該強調社保基金的充實；如果發現社保基金並不有利於經濟增長，像我國現在的情況那樣，就沒有必要強調充實社保基金。我們可以放心大膽地採用現收現付制。當然，相應的政策措施是必需的。主要是通過收入的再分配保證低收入家庭的正常生活。這方面發達國家，特別是北歐國家有豐富的經驗可供我們學習。

　　2007年我國的稅收占國家GDP的16％，無論和發達國家或者發展中國家相比較都屬於最低的。大家抱怨稅收負擔重，是相對於政府服務的數量和質量而言的，並不是就其絕對量而言。像美國，稅收占GDP的30％以上；北歐國家則占到50％以上。就拿我國現在的GDP水平來看，如果稅收增加到GDP的30％，一年將多收1.4萬億，如果全部用來改善社會福利，全國每個人可多得1000多元。20年之後，人均GDP再翻兩番，其他條件不變的話，每人可增加社會福利金4000元。連同已經有的部分，一個過得去的社會保障系統是可以建立的。這說明，通過增加稅收，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制度在資金平衡上是行得通的。所以我們沒有必要為社保基金發愁。

　　這里談到稅收增加，解決社會保障所需的資金，並不是每個人都增加1000元稅收，再平均分配給每個人。這樣等於什麼也沒有做。關鍵是要向高收入階層多徵稅，再把徵來的稅有效地分配給最需要的人。如果高收入的人和低收入需要說明的人各占人口總數的1/4，那麼只要對高收入的1/4的人每人徵收1000元稅，分配給低收入的人，每人可分得1000元。其他占人口一半的中等收入的人不受影響。這樣做對收入分配的干擾並不很大。但是如何確定誰是高收入者，誰是低收入者並不是容易的事，所以這種徵稅方式和分配方式都不是容易做到的，需要做大量的研究。與其研究如何籌集社保基金，還不如研究如何向高收入階層徵稅，以及如何確定誰是最迫切需要說明的人。

本文摘自《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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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窮人為什麼受窮？怎樣改善貧富分化？如何看待社會不公和獲得公平？政府的首要責任是什麼？
　　2013年新年伊始，盛大文學華文天下推出“米爾頓-弗里德曼自由獎”得主茅於轼新書《中國人的焦慮從哪里來》。全書從“正視社會不公”談起，細說“蝸居”在中國、窮富的差距和成因、反思人民利益，展望未來的世界。這位被評價為“為富人說話，替窮人辦事”的有良心的經濟學家，在84歲高齡，新書文風觀點依然犀利無比，問國家、問社會、問民生，三問中國，對中國當前面臨的各種問題進行理性的分析，用案例與數據自答，剖析當下中國人的精神狀態與生活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