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對增長的質疑（1）

　　在經濟增長作為首要政策目標之際，持不同意見的聲音也開始出現。約翰-肯尼思-加爾佈雷思是其中最活躍的作家之一，他的著作《富裕社會》於1958年出版，此後多次再版。書中，他對美國社會中私人的富有和公共的貧窮作了對比，同時他也質疑普遍提高工資的方法能否有效地消除貧困。由於加爾佈雷思非常藐視理論經濟學，許多學院派經濟學家更傾向於把他看作政治評論員，並以這個牽強的理由抵制他的學說。但是對於《經濟增長的代價》（1967）一書的作者英國經濟學家紮拉-米尚，同樣的觀點就不合適了。米尚是一位遠近聞名的高產作家，在“福利經濟學”領域卓有建樹。福利經濟學是主流經濟學的一個分支，研究經濟活動與福利之間的關係。因此，雖然米尚對經濟增長的代價的分析是面向廣大讀者的，但沒有人敢說米尚不懂現代經濟理論而對他嗤之以鼻。

　　也許正因為如此，米尚與加爾佈雷思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前者對經濟增長的批評引發了他與另一位聲名顯赫的英國經濟學家威爾弗雷德-貝克爾曼之間持續數年的激烈爭論。貝克爾曼的著作包括《我們為何需要經濟增長》（1973）和《保衛經濟增長》（1974）。後來，他又寫作了《小即是蠢》（1995），以回應舒馬赫關於現代工業化經濟的批評專著—《小即是美》（1973）。舒馬赫關於最優經濟規模的許多主張，之前已有人提出過類似的觀點，後來又得到另一些經濟學家的響應和發展，如肯尼思-博爾丁的名著《太空時代的經濟學》（1966）和赫爾曼-戴利的《穩態經濟學》（1977）等。與此同時，貝克爾曼一如既往地抵制一切批判經濟增長的觀點。

　　在近20年的時間裡，經濟增長一直是大多數西方國家，甚至可能是所有西方國家的首要政策目標。然而，即使在經濟學界，對增長問題的擔憂之聲仍不絕於耳。同一時期，隨著現代環境論的興起（一場總體上並非由經濟學家開展的運動），經濟學家的擔憂得到了進一步支援，那本廣為流傳的《增長的極限》（1972）便是一例。我們將在後面的章節探讨此書中的一些觀點。

　　阿恩特在《經濟增長的盛衰》一書中指出：20世紀70年代末，對經濟增長持批判態度的人群已經動搖了其在政策目標中的首要地位。這一論斷顯然為時過早。今天，追求經濟增長仍被牢牢確立為多數國家政府的頭等大事，盡管具體的表現形式可以是“自由貿易”、“競爭力”、“生產力”甚至是“可持續發展”。顯然，阿恩特自己也不相信那些批判者的話，他的觀點更像是在提倡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20世紀70年代，阿恩特寫作此書的時候，富裕國家的經濟規模已經增長了一倍有餘，而伴隨著進步出現的是危機，經濟增長也顯得無足輕重了。

　　阿恩特堅信通過價格機制能應對資源不足的問題，其正規表述是：當一種資源變得稀缺時，其價格將會上漲，由此刺激進一步地勘探和開採那些原本利潤不高的資源，刺激替代資源的開發和更先進的技術，並通過優化設計和循環再生，提高資源利用率。這是自然資源經濟學的一條經典理論（詳見第七章）。唯一的前提是資源產權必須明晰，且可由法院強制執行。否則，那些本來有意應對資源枯竭現狀而投資勘探事業與高新技術的商家，可能因為無法獲得全部利益而心灰意冷。這一點對於許多潛在的可再生資源尤為關鍵，如較易獲取的森林資源、海洋漁場、大氣以及基因庫等。

本文摘自《不依賴增長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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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兩個世紀以來，經濟增長被廣泛認為是治療現代社會各種主要經濟疾病的靈丹妙藥，包括貧窮、失業、污染、環境惡化等。作為衡量經濟增長的重要指標之一的GDP也越來越多地被人提及。我們不僅認為經濟增長有好處，而且幾乎認為是必需的——增長提升了億萬人民的生活水平，增長為解決我們所遇到的一切問題提供了資金來源，然而，經濟增長果真越快越好嗎？換言之，GDP果真越高越好嗎？對一些強調經濟增長的國家而言，將經濟高速發展作為首要選擇能給人民帶來最大的利益嗎？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經濟增長無法成為全世界長遠選擇的未來。